2003年12月2日，河北省藁城市的一位包工头因为拖欠民工工资,在一片“讨薪”声中被逼得上吊身亡。
在人们眼中属于“强势”群体的包工头为什么也会被逼上绝路？解读这起悲剧，我们似乎可以对“讨薪难”背后的灰色链条有一些更
真切的认识。
骑虎难下，赔钱生意套牢包工头
今年56岁的王爱民是石家庄藁城市南周卦村农民。十几年前，精明能干、有一身过硬的木工和瓦工手艺、擅长绘图和建筑预算的他，被河北省冶金建设集团四公司招聘为项目经理。他借此组建了自己的建筑队，开始在市场上招揽工程。
在大家的眼中，王爱民为人厚道，给工人发工资非常及时，哪个工人家里有了困难还常常额外给一些补助，所以大家都很信任他。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王爱民成了石家庄地区建筑行业里有名的“能人”。
然而几年前，王爱民承包的两个工程先后拖欠了他三百多万元工程款项，尽管他已经诉诸法律，但欠款几乎拖垮了他的建筑队。迫不得已，他卖掉了自己的一辆奥迪汽车和建筑队的大件设备，才勉强还清了拖欠工人的工资等费用。
2001年6月，一家房地产公司准备在石家庄西郊鹿泉市开发一个叫“丽景园”的居民住宅区。急于找活儿干的王爱民承包了其中2号楼的建筑工程。开发商的条件很苛刻，不仅要求他先垫资开工，而且还将承包费一降再降。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 开发商按进度逐月支付工程款。在工程竣工结束后将款项全部结清。施工方如拖延工期，按每天1％的违约金支付。
刚开始，在王爱民承包的2号楼盖到第二层封顶后，开发商立即按照约定支付了60万元的工程款。虽然比总额少给了十几万元，但王爱民觉得这家公司还比较可信。为了多挣些钱，他当即以同样的条件把正在发包的9号楼也接了下来。
几个月后9号楼的2层封顶了,2号楼也已盖到了一半，王爱民眼巴巴地指望着开发商能向上回那样如期支付工程款，可开发商却迟迟不肯兑现款项。
王爱民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承包的2号楼垫付进去了一百多万元，不仅花光了他多年的积蓄和家底，而且大多数材料和设备都还赊着账。更要命的是，开发商不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工程就得被迫停下，如果延误工期，最后“违约罚款”的板子还得打到自己的头上。
2002年11月，工程被迫停了下来，王爱民找到开发公司负责人告急：“赶紧拨款吧，工地现在都已经断料停工了。”
开发商却说：“做工程就得有实力，要么你退出，想干的人多的是。”
工程已经过半，如果中途退出，不仅要承担违约责任，一百多万元的前期投资也无望追回，王爱民此刻已没有退路。
“我现在没有钱，要么你自己想办法，要么由我们想办法进料，你选择吧。”开发商说。王爱民做了十几年工程，深知这样做开发商会从中渔利，但面对工地停工的局面，他也只好听凭人家安排。
材料终于运到了工地，但价格却高得让人无法接受。仅这一项，王爱民就要损失几万元。这些材料费当然最后要从王爱民的工程款中扣除。
求告无门，包工头成众矢之的
2003年9月，2号楼竣工后通过了工程验收。按照合同约定，开发商这时至少要付给王爱民一百多万元工程款。满心欢喜的他筹划着用这笔钱还债给工人发工资。
当王爱民前去索要工程款时开发商却说，2号楼的竣工日期比原定时间拖延了3个月。如果以每天1％的比例扣除罚款，公司应该付给王爱民的这笔工程款“早没了”，不仅如此，王爱民还倒欠着开发公司的钱。
闻听此言，王爱民如雷轰顶，他满腹的委屈全都爆发了：“工程延期的主要原因是你们不及时支付工程款，这责任凭什么都算到我头上？你再这么不讲理，我要去法院告你们 ”
开发商毫不示弱：“你到哪里告我也不怕。如果你识相，就等9号楼干完再和我算账，到时候我也不会亏待你。”
至此，王爱民才觉得自己的脖子上已经被他们套上了一根绞索。想到他们已经欠下了自己二百多万的工程款，怕自己越陷越深，王爱民拒绝再和他们合作。他开始向各级政府投诉求助。但遗憾的是，王爱民整整跑了两个多月，找遍了各级政府机关和执法部门，却没有任何回音。
数百名民工跟王爱民干了一年多，却连回家的路费都领不到，怒火中烧。民工整天追在他身后要工钱。供货商也发出了最后通碟，要求王爱民春节前必须结清欠款，否则就要到法院告他。
这天晚上，在外奔波了一天的王爱民又接到了儿子打来的告急电话。说十多个前来讨债的供货商和讨要工资的民工找不到他，挥舞着砖头木棍将屋里的东西砸得一塌糊涂，临走时还告诉王家人：“再不给钱，我们也活不下去了，干脆弄个炸药包，把你们全家都炸死。”
心情沉重的王爱民不敢回家，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火车站。摸摸自己的口袋只剩下十多块钱了，他在一个小吃摊上坐了下来，打算吃口什么，晚上随便找个小旅馆对付一下。他刚坐下来，一个须发花白、面容黢黑、背着一卷破烂行李的老者来到他的面前伸手向他乞讨。他抬头一看，大吃一惊。
原来，这位乞讨的老者是被他雇佣来在工地上做饭的民工李孝民。老李家在革命老区平山县的一个山沟里。两年前，老李的儿子和儿媳在石家庄打工时，因为煤气中毒．双双死于非命。老李和老伴、还有8岁的孙女相依为命。儿子和儿媳死后，老伴又得了尿毒症，连温饱也没有解决的一家人如同雪上加霜。不得已，六十多岁的老李只好撇下病重的老伴出来打工挣钱养家。没想到，跟着王爱民累死累活地干了一年多，工钱却拿不到手。看看要钱无望，想到因为无钱看病只能在家等死奄奄一息的老伴，无奈之下，老李只好离开工地，背着行李开始在火车站附近乞讨，想积攒几个救命钱回家过年。天寒地冻，无处栖身的老李手脚被冻得化脓溃烂。
老李一直在王爱民的工地干活。去年他勉强支付了老李的工资，但今年却再也无力支付了。老李知道王爱民的为人和处境，没有像别的民工那样找到他家里大吵大闹。看到老李被自己害得落到这般地步，王爱民羞愧万分。
连饭也吃不下去了的王爱民拉着老李的胳膊泣不成声。他发誓说：“老哥哥，要回钱我第一个就把你的工资结算了，我就是拼上老命也要把你们的血汗钱还了！
走投无路，王爱民以命抵债
2003年11月的一天，求告无门、心急如焚的王爱民又去找开发商。一见面，开发商就说：“你有本事就接着去告，我奉陪到底。告诉你，你欠人家的钱自己想办法还，你休想从我这里拿到一分钱。”
再次碰了一鼻子灰之后，王爱民连家也没敢回。他躲在一位朋友家喝了一夜的闷酒。朋友劝他去法院告状，他苦笑着摇摇头说：“打官司哪有那么容易？现在我手里还攥着以前三百多万元的工程欠条，为这我已经打了两个官司了，可打了好几年到现在也没个结果。律师费、诉讼费倒贴进去不少。官司我是打怕了。如果再打官司，开发商说我拖延工期违约，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
2003年12月2日上午，王爱民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聚到家中，想办法为老父分忧，商量去哪里借钱偿还马上就要到期的一笔十万元的模板租赁费。在这期间，不停有人上门要账，还有十几个电话催款。王爱民坐在一边脸色发灰，他叹了口气说道：“我已经给你们捅了大窟窿，再不能给你们添债了。我老了，糊涂了！可你们要记住我这句话，以后就是饿死，也不要再做工程！”说完，他掩面哭泣。
午饭后，王爱民的老伴到院门外打扫卫生，前前后后不到十分钟，再回来时却发现，屋门从里面锁上了。她急忙拿钥匙开门，进去一看，王爱民用一根尼龙绳把自己吊在房梁上，已经气绝身亡。
被迫自杀，巨额债务如何了之
得知王爱民死讯，债主和民工们全都炸了营，工地上一片混乱，家门前小路上都挤满了要债的人。
闹得最凶的是那些供货商和下层的小包工头。王爱民已经欠了他们两年的工钱或货款，好多人因此已负债累累，甚至倾家荡产，大家人心惶惶不知道该怎么办。
2003年12月中旬，记者来到丽景园小区施工现场采访。记者看到，王爱民承建的两栋楼中，2号楼已有住户入住，9号楼仍在施工中，这栋共7层的商住楼已经封顶，现场有许多工人正忙碌着。
在施工现场的开发商负责人介绍说，按照合同，2号楼应该是2003年4月底交工，可实际上在9月底才交工。2号楼存在很多问题，比如防水没有做好。现在，公司只得又请其他公司弥补。
开发商负责人还补充说，在这件事上开发公司也受到很大伤害，因2号楼工期延长，公司蒙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王爱民死了，欠薪链条的中间环节断了，但“年年讨薪不见薪”的难题并没有随之轻易破解。包工头王爱民自杀这个极端的个例，以生命的代价提醒我们：如果理不清欠薪灰色链条中的各方责任，如果不重视悲剧所发生的社会围，或许今后还有更多的建筑商像王爱民一样选择不归之路。真要是那样的话，处于建筑市场最末端的受害者――广大民工，其眼巴巴讨薪的视线将永远找不到支撑点。（《民主与法制》2004年4月上半月刊 袁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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