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野
我们的社会并不缺少美好的说教，问题是好想法总落不到实处。人们不注重从细小的个人修养做起，总着眼于空洞的理论，结果大事做
不好，小事也做不好……
北野是文明学学者，他说 “我写完了《中国文明论》、《人道的两极》、《道性与时间简史的对话》后就不想写了，理论研究到一定程度，剩下的就是参加社会实践。”他的实践之地就是他生活的小区，北京东面一个有名的中高档社区“银枫家园”。
“一个人的道德水准与他有多少钱，受过什么教育，是否留过洋没有任何关系！”
银枫家园2001年开始入住，北野把他那套复式住宅装修得很雅致。他善结交，使这里很快成了一个社交中心。
不久他就高兴不起来了：
“你看，充满了私搭乱建，侵占公摊面积的事，把公共楼道当自己家的储物间，什么破烂都往楼道放，把物业的工作人员当他们家的‘保姆’，随意打骂、呵斥等等……
“隔壁银湖别墅（与银枫家园是一个开发商）有北京最贵的别墅，价值在千万左右，住了中国最红的艺人，结果这些人来了之后，在如画般的别墅里大兴土木，私搭乱建，把个好好的别墅区弄成了新的大杂院，绿地也占了，六七百平方米还不够住，又搭起小棚子。自己家四周种上树，一围，全不管这个别墅区看着如何，更不知道这是在自己毁自己！这些人随便找理由就不交物业费，其中有一对中国很红的影视夫妇，说什么围栏为什么是铁做的而不是别的做的等，就不交物业费了。小小的物业公司拿他们没什么办法，于是他们津津乐道在圈里圈外当笑话讲。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也难怪他们的东西总是油腔滑调的档次，占了便宜了，能不咧嘴笑？我现在在电视上一看到他们就赶快把台换了。”
“其实，中国在很多方面都不比外国差，在房屋的硬件方面也比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强。但就是人不行！好好的地方，让有些国人一住，完了！我身为银枫家园的业主委员会主任，困惑无比！一个人的道德水准与他有多少钱，受过什么教育，是否留过洋没有任何关系！今天的问题是，越是有钱的人，名人，受过西洋教育的极少数人越缺德，越不懂道理……”
在这外表很欧式、内里很现代的楼里，有一家在楼道里焊了一扇只有筒子楼才能见到的丑陋的大铁门，把楼道占了一半，公共的窗户也给挡住了，邻居们敢怒不敢言，悄悄反映到当时业主组成的“管委会”。但管委会只对发动大家与开发商斗感兴趣，对这种事不感冒。物业公司也阻止不了。当时布衣一个的北野实在看不过了，就写了一封很有礼貌的劝诫信给焊铁门的送去。主人不在家，就贴在那大铁门上。
这封信没有感动大铁门的主人，反而得罪了他。他们夫妇跑去跟物业公司的人说，“告诉北野，不要挨了打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般人认为，干这种事的不是流氓就是没受过教育的街井壮汉，北野说，最可怕的是，在他们那里做这种事的大都是所谓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这对焊铁门的，就是从国外回来的、戴着眼镜的律师。可内里怎一个“土”字了得。
“当一个人这样做你不制止他时，许多人就会去模仿”
银枫家园有一个住户与开发商有矛盾，谈不拢，就用车横堵在小区的路上，结果导致整个小区大堵车。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这事发生后，物业公司没有执法权，把警察叫来了，警察不管，说是小区里的事，管不了。
最可怕的是，法律无奈，众怒无奈，其他人也会群起效仿。每个人拿自己的一点私事以500住户垫背，这样的小区将会是什么样的小区？所以有学者说，在当下中国，最急需的不是民主，不是科学，不是创造，而是一点点容忍和爱。
许多住在银枫家园的外国人娶的都是中国妻子，他们其中的一些人知道怎么违法而不受惩罚。有一个美国人，在小区不准停车的地方停车，物业公司找去，他置之不理，曾有保安劝阻他，他要开车撞人家，农村来的小保安被这一脸凶相的外国人吓坏了……3年来物业拿他没办法，这些正规的公司又不会玩邪的，半夜去砸他的车，反而对这些不遵纪守法的人束手无策。
2003年春的一天，还是这个外国人又在他们家院里刨砖种树。他住的是一层，外面的花砖是建房时铺就的，下面就是地下车库。把它掀了会破坏原来的防水层和地基。这事谁也不敢去管。平常很有气势的洋博士、CEO、名律师、“黑白两道都玩得转的人”……这时都睁眼闭眼，全不顾被破坏的楼也是他们的楼。
北野找到那个正在刨砖栽树的老外，用英语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老外用中文回曰：这不关你的事，你管不着。北野说，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你来自一个文明国家，应该……老外骂fuckyou。北野也不客气了，用英语回骂。外国人暴怒，跳出来要打北野。北野块头不小，也不示弱。两个人拳来脚往……最终被人拉开。
肉搏的代价是，地砖保住了，老外不再刨砖种树了。
北野总结道：“从人性的角度上讲，西方人并不一定比中国人更好，但为什么中国的后果显得不那么好呢？因为中国人执法有问题，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管得特别死。当一个人这样做你不制止他时，许多人就会去模仿。中国社会的乱是模仿的结果。”
能这样维权吗――“谁胆大，谁极端，谁就是英雄”
银枫家园像所有的新型小区一样，入住开始的第一个活动就是“维权”,也就是与开发商和物业斗。
经过斗争，十几户积极分子中涌现出了几位令大家佩服的斗士，有从国外回来的学者，有律师，甚至有家庭妇女和下岗失业的（大公司被裁的白领）各色人等，各有目的，但有个鲜明特点：谁胆大，谁极端，谁就是英雄。
“我记得最初一个较大事件是2002年1月的堵车事件。起因是原来的那家物业公司在没经过业主同意的情况下把地库停车价从每月350元提到450元，同时地面上又没有停车位。这等于强迫你接受开发商的价格。这引起了业主的强烈不满，在一些人的领导下，把小区行车道堵了，以致车子塞满了整个院子，一直漫到马路上。这成为当时北京轰动一时的事件，许多报纸报道，也惊动了公安机关和外交部，因为有两个国家的大使住在跟我们一个大门出入的银湖别墅。双方僵持了两天，眼看闹成国际纠纷，最终开发商服软，同意所有业主无条件免费在地库停车。
“开发商‘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堵车行动的组织者由此成了小区的维权英雄，其中有几个人在后来当选为管委会（当时不叫业主委员会）成员。
“但我很快发现问题，这些人进了管委会后，要么不干事，要么处处找物业公司和开发商的毛病。开发商提出让大家重新交费，这边就提出让开发商无法接受的条件，比如通过民意测验方式调查多少钱大家能接受――调查结果是270元，这个价格开发商绝对承受不了，只得退出物业管理，找了一家大的连锁公司银达物业来接替他们。“银达公司同意停车费重新降回350元一个月，但谈判还是崩了。管委会的理由是：350元与270元差距太大。我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每年免一个月的停车费，共免两年。管委会提出永远免下去。结果又一次谈崩。
“有一次开会，我惊奇地发现斗争积极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交物业费的。其中一个人公然说，我就不交物业费，我没请你给我打扫卫生，你给我打扫你活该。当时我非常生气，我看清了这些人的嘴脸，他们不是想带领大家过好日子，而是想方设法鼓动业主的不满情绪，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业主向管委会反映物业存在的问题，常常得到这样的回答：不交物业费就行了。而且在开会时，常常煽动大家不满，引起大家的愤怒，然后高喊不交物业费。我发现这种情绪越来越失去控制。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经过了7个月的谈判，未果。银达物业借着合同到期从小区撤出，造成没有保安、汽车乱停、没有人收垃圾的灾难性局面。这个时候，住在这里的外国人纷纷搬走，房子也卖不出去，过去10000元一个月的租金，现在5000元也租不出去。银枫家园的房产所值大打折扣。管委会还在那振振有词地说这是银达物业在要挟业主。他们把小区推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完全无政府状态，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就撒手不管了。这时政府要求开发商继续维持，但越来越多的人不交物业费，什么物业公司都无法维持，银枫家园快要崩溃。到了年底，小区办、社区、开发商几方牵头，重新组织选举。我本来不想参加，但许多人怂恿相劝，结果我以84％的支持率成为新的业委会委员，并全票当选为主任。这一天是2003年12月20日。”
“在这种氛围中，人们意识到，要像一个体面的人，像一个绅士那样生活”
银枫家园里有一块写着“顺风车站”的牌子，想搭顺风车的人，只要站在牌下，小区里的车从这里路过，就会主动停下来问，去哪里，要不要搭车？
这个带有欧洲环保主义色彩和柏拉图理想国味道的事一出现，马上被在博爱精神上饥渴已久的中国社会大为叫好。这是北野这个民间学者上任后的第一个大手笔。
他觉得应马上给民众以安定安全，他组织居民投票选择物业，84％的住户选择了被前任气走的银达物业。合同很快签好。随后他开始了小区的制度建设和信心建设。
为了增进人们的互相了解，北野建立了老年俱乐部，妈妈会，顺风车站……
新闻界问北野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建顺风车站？
这个想法来自他的朋友亚丁的一段亲身经历：“那天，亚丁和夫人开车去巴黎郊外看朋友，天下着雨，路很滑，不小心车冲出了公路，陷在路边的泥里。当时有很多路过的车都停下来问是否需要帮助（在欧洲见难不救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时，走来一个法国农民，高大的身材，红脸膛，高声对大家说：‘你们都走吧，这事包在我身上。’当时亚丁心里直嘀咕，这家伙想干什么？这个法国农民说：‘你别急，等我一会儿。’说着，转身走了。亚丁说，当时，老婆怀着孕，天下着雨，心里十分焦急。不一会儿，只见那个法国农民咚咚地开着一个大拖拉机来了。他二话没说，从拖拉机上跳下来，钩上钩子，把小车从泥里拉到公路上。他说：‘我陪你开一两公里，如果你的车没事，你就走，有问题我带你去修车。’车开了一段没问题。亚丁下了车紧紧地握着那个法国农民的手，那个感激劲就甭提了！你猜那个法国农民说什么？他说：‘你对我最好的感谢就是当你发现别人需要帮助时你也去帮助别人。’“我们聊天那天正好是学雷锋的日子。大家谈起今天中国人的道德和互助精神之差，见死不救，人心冷漠，对比一个普通法国农民的道德水准感慨万千。”
北野是研究“文明学”的，他十分清楚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哪儿。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讲，西方社会是“公民社会”。这个社会的传统是注重公民道德。这种道德有两个特点：一是遵纪守法，二是强调帮助他人就是对自己的最好帮助。而我们的社会传统上是家族社会，然后又进入“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结构和基本的人际关系靠亲情、服从及政府的压力维持。结果是，我们的社会并不缺少美好的说教，问题是好想法总落不到实处。人们不注重从细小的个人修养做起，总着眼于空洞的理论，结果大事做不好，小事也做不好……
一直关注银枫家园社区民主的，从哈佛留学回来的博士徐轶尊从北野的试验中看到希望：“我学的是制度经济学，我发现，现在中国社会许多高得离谱的成本都是道德和信用危机造成的。我进行过很多调查，村一级的自治现在推行得很可怕，一是恶势力介入，二是宗族势力成为核心纽带。导致对内成本非常低（家族一言堂统治），对外却非常高。北野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他的‘温情改良’能避免农村的那种可怕局面在城市出现。他在国家的细胞中创造了一种友好公正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人们意识到，要像一个体面的人，像一个绅士那样生活……他在中国的基层避免了对抗和暴戾。”
(《中国青年报》5.12沙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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