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宣布要用五年的时间取消农业税。此举的意义，不仅在于每年减少农民人均50元的负担，更重要的是标志着“以农养政”的时代即将结束，由此会引发一系列深刻的变革。
改“收费”职能为服务职能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政府部门以农业税为载体，
中央财政不养县乡政权，上面发帽子，农民开票子，中央、省市各级不会产生真正改革乡镇体制和机构的动力。也只有县乡政权靠中央财政统筹，中央政府才会下决心解决县乡如此庞大的机构和官僚队伍。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农不养政”变为现实，县乡体制和机构改革要动真格了。
开创乡村社会“民本位”新时代
取消农业税后，乡镇的财政来源主要就是上级政府的拨款，乡镇政府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就具有一致性―――向上级争取资源和优化配置本乡本土资源，成为乡镇政府和民众共同的基本目标。取消农业税后，“收刮”体制就没有了合法性和经济基础，乡镇政府必然逐渐转向服务型政府。
当县级政府不找乡镇政府要钱了，而是反过来给钱，县长对乡长的要求主要就是把下拨的有限资源用好。谁当乡镇长对县长而言不是特别重要，只要人民满意就行，这时县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目标也是高度一致的。民选乡镇政府、让人民群众监督管理乡镇政府才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同样的道理，当乡镇政府不找农民收钱了，谁当村长对乡镇长不是很重要，只要农民满意谁当都行，这时村民自治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很明显，农业税取消后，支撑乡镇“官本位”体制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了，预示着一个“民本位”的乡村社会开始发育。
（《社会科学报》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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