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20多年前，从傅聪的舅舅朱人秀那里得知了她的非凡之举。后经多方打听，终于在上海一条普通的弄堂里，找到她的家。
她不在家。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屋子里，她的母亲接待了我，说她到一个画家那儿切磋画艺去了。
原来，她的父亲江风是一位身世坎坷、正直清贫的画家，已经故去。受父亲的影响，
她脸色苍白，穿着普通，举止文静，像她这样年龄的上海妇女，绝大多数烫发，她却一头直梳短发。
当我说明来意，她竟摇头，以为那只是一桩小事，不屑一提。我再三诚恳地希望她谈一谈。她说：“如果你不对外透露我的姓名，我可以谈。”我答应了。
她与傅家毫无瓜葛，但她从小喜欢读傅雷的译作，从书中认识了这位大翻译家。她也喜欢弹钢琴，看过傅聪的演出。1966年9月初，她正在钢琴老师那里学琴。钢琴老师的女儿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带回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傅雷夫妇双双自杀了 ”她听罢，心潮久久无法平静。后她又听说，“傅家属于黑五类，又是自杀的，死了不准留骨灰！”这些消息，使她坐立不安，夜不能寐。
一种正义之感、一种对傅家厄运的不平之情，驱使她勇敢地挺身而出，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行动――这一切，当时连她的父母都不知道！
她出现在万国殡仪馆，自称是傅雷的“干女儿”，无论如何要求保存傅雷夫妇的骨灰，她说得那么恳切，终于打动了工作人员的心。她从殡仪馆登记本上查到傅聪舅舅家的地址，在傅聪舅舅的帮助下，终于把傅雷夫妇的骨灰盒，放进一个大塑料口袋，转送到永安公墓寄存。为了避免意外，寄存时骨灰盒上写傅雷的号――傅怒安。
就这样，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一位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含冤而死，却被一个忠诚的读者，冒着生命危险，把骨灰保存下来。
她出于义愤，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傅雷夫妇含冤离世，声言傅雷是爱国的。信末，她没有署名。在当时，27岁的她，还是一个“无业者”――在父亲身边充当绘画助手并照料父亲。
她原本在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中部读书，门门成绩优秀，步入大学校门应不成问题。然而在1958年的“反右派运动”尾声中，学校里“右派分子”还“不够数”，便把一位女教师打成“右派分子”。可女教师的“右派言论”仍“不够数”，便一定要与女教师关系密切的她“揭发”。由于她不愿从命，结果在毕业鉴定中被写上“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这八个大字断送了她的前程。于是，她只得居家从父绘画。
她没有想到，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中。公安局经过反复调查，确定她背后无人“指使”，才没有给她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但是，她却因此在“反革命”的阴影之中生活了12年之久！
1972年，她的父亲去世，她被分配到里弄生产组工作，那时她已经33岁。那“反革命”的可怕名声耗尽她的青春，从此她与爱情无缘。直到1978年傅雷冤案得以平反，她终于走出阴霾，却已经三十有九……从下午三时一口气谈到晚上八时，我深为她的精神所感动。我发表了报告文学《她，一个弱女子》。我信守诺言，通篇只用一个“她”字。
此后，我与她有了许多交往。1985年秋，46岁的她居然去报考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两年后毕业，各科成绩皆优，终于圆了大学梦。
更令我感动的是，她对于傅家的感谢之情，退避三舍，淡然处之。傅家不忘她当年的正义之举，总想找机会报答。她却说，“我与傅家毫无关系”！1997年10月，傅雷次子傅敏来到上海，希望会晤从未见过的她，她同意了。当傅敏刚要表示谢意时，被她马上制止了。那天我带了照相机，想给她与傅敏夫妇一起拍一张合影，她也谢绝了――她从来不让我拍照。这些年，她唯一答应我的要求，是允许公开她的姓名――江小燕。
江小燕当年的所为，用今日的语言来说，那就是“见义勇为”。然而，这对于一个纤纤弱女子而言太不容易了。一生磨难，退休时她还只是“助理研究员”。无权无势、无名无利的她，年逾花甲，至今独身。然而，绘画、书法、诗词、音乐，使她的精神世界格外充实。她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余深心之宁然，净然，此万金所难易，则何悔之有？”这“宁然，净然”，正是江小燕心灵的写照。
（《中国妇女报》7.13 叶永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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