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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艾滋罪犯狂害百姓

2004-08-15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如何教育陈清 左 这样的艾滋罪犯,对公安干警来说是新课题

艾滋罪犯肆无忌惮

陈清,早在1987年11月就成为了“白粉娃”,而且作恶多端。坏蛋

,是家人在这种情况下给他起的小名。

1997年5月,陈清自行购买并向自己体内注射艾滋病患者的血液;2001年12月,经陕西省艾滋病防治中心抽血检验,陈清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

当地警方每次抓获陈清,都由于没有拘押、隔离治疗患有艾滋病等重度传染性疾病犯人的条件,只好上演“捉放曹”。当地居民形容陈清“是滚动的炸弹,比恐怖分子还恐怖”!

西安市北郊地带的西航公司家属区住着几万人,陈清住的那栋房子,左右都是人行道。

陈清常常把注射毒品用过的针头、针管随手扔出窗外。母亲赵玉蓉苦苦央求儿子:“那可是沾染了艾滋病病毒的针头啊!下面就是在室外纳凉打麻将的老人,小区里的孩子也来回跑动,万一扎中老人或孩子,或者针管被孩子捡去玩,那会是什么后果?我求求你,不要乱扔针头、针管好不好?”陈清却振振有词:“谁被扎了谁倒霉!我才不管那么多,我只管我自己!”说完,连换下的带血短裤也一并扔出窗外。

“出门要打伞呀,别被陈清扔下的针头、针管扎着!”这成了小区居民独特的关照语。

以“我是艾滋病患者”横行乡里,是陈清的拿手好戏。想抽烟喝酒时,他就直接到附近的魏家湾贸易市场一些摊位上拿,那些摊位的老板敢怒不敢言。他还会到别人的兜里掏钱,如果被发现或遭到拒绝,他就马上拿出随身携带的针管往自己的臂上一扎,抽了血后大声说自己是艾滋病患者,还威胁说要扎入对方的体内。陈清有恃无恐,被他欺负的那些人,哪里还敢说他一句啊!还有,他那像小刀一样的指甲和掉了六颗门牙的大嘴也十分吓人,人们都说:假如惹恼了坏蛋,被他抓破怎么办?被他咬了几口怎么办?……于是几乎所有人见了他都低声下气:“好好好,我管你叫爷,你就饶了我吧。你想拿啥就拿啥。”

有一次,两个没有被吓倒的摊主逮住陈清,陈清抗拒时咬破自己的嘴巴,然后一口一口地将嘴中的血吐向摊主,用沾满自己血的手抠摊主的手,还用嘴去咬摊主的小腿,最后,摊主不得不放开他,转身直奔医院去检查。

西安北郊地带的装饰城颇大,“粉友”及亲戚家要搞装修,都会请陈清去“帮忙”拿货。一个开出租车的“粉友”想一次性把家里的地板、吊灯、卫生间和厨房的设施全部搞好,拿货时请陈清去“帮忙”,当时,有两个摊位的小老板躲到后面用手机遥控营业员别答应给货,陈清一下子火了,恶狠狠地对营业员说:“告诉你们老板,如果明天不把我们要的东西送去,我就和他老婆睡觉,就强奸他的女儿,看他一家子得不得艾滋病!看他赚了钱还有什么用!反正公安部门懒得管我。”那两个小老板一听便急红了眼,唯有乖乖地答应他。

气愤的不仅是那两个小老板,连公安部门也被陈清激怒了:那些被捉的“白粉娃”,男的一个个都自称是陈清的“粉友”,说自己天天与陈清共用一个针管注射毒品,女的则自称不止一次与陈清上过床,有的还说自己为陈清刮过宫、打过胎。西安北郊地带有成百上千的“白粉娃”,公安部门根本没有足够的警力去调查核实,也根本没有财力把“白粉娃”全送去做艾滋病检查。

是谁纵容了那个坏蛋?我们的执法机构怎么了?为什么就拿他没有一点办法?

艾滋血液竟被当成商品卖

1996年11月13日,在西安市西航公司家属大院里,陈清和另一个“白粉娃”正为缺钱买白粉而焦急。忽然,“粉友”拍了拍陈清:“嗨,机会来了!”陈清顺着他指的地方望去,看见一个司机下车到小店里买东西,吉普车的门竟然没有关。两个“白粉娃”迅速跑过去,拽出车上的皮包就要离去。这时,有人从他们背后伸手拽住皮包的带子。陈清回头一看,是司机。原来,司机买东西准备付款时发现没有拿皮包便回头去取,猛地发现有人偷他的皮包。两个“白粉娃”一起与司机拼抢,司机一对二处于劣势。最后,陈清二人抢了皮包拔腿就跑,司机见状立即去报案。

晚上,陈清借着月光把偷抢来的皮包里的钱数了数,不禁大声惊呼:“哇!5万多元!够咱们吸一阵子了!”

之后,陈清二人潜逃到北京。逃到北京的第三个月,他们发现魏公村、甘家口一带有人大声兜售一种液体,这种红色且边缘发绿的液体装在小瓶子里。他们好奇地询问吆喝者,对方告诉他们:“注射这种液体后就能染上艾滋病,看你们两兄弟也是犯过事的,还不快点弄一针?”他们这才知道,对方卖的是从艾滋病患者身上抽出来的血液,吆喝者手上拿的是样品,真正的货还在秘密地点冷藏着。

陈清模糊地知道,得了艾滋病,最多还能活15年。他对“粉友”说:“我对照了一下,根据时下的《刑法》,我们抢劫5万多元应属严惩范畴,加上平时作恶多端,如果一旦被抓住,死刑是绝对跑不了的。与其那样死,我俩还不如买点那东西注射一下,冒死添个‘护身符’。得了艾滋病,谁还敢举报我们?谁还敢抓我们?谁敢举报、敢抓我们,我们就对他说,出来后一定去报复他的家人,让他全家都得艾滋病!我们要是真的有了艾滋病,岂不是想做啥就能做啥,那多滋润啊!”

两人商量了半天,决定冒险一试。

1997年5月,一个长着翘胡子的人带陈清二人和另外两个抚顺来的“粉友”到魏公村看货。在一间普通的平房里,一个油头粉面的瘦子从冰柜里拿出四个小瓶,说:“每瓶110元,100元是血钱,瓶和针管各5元。”

陈清二人立即挽起袖子,站着把那些买来的液体注进自己的静脉血管里。又过了三个多月,陈清的伙伴离开了,自此不知去向。陈清则继续留在北京,凭着一句“我有艾滋病”混了三年多。

2000年春节,陈清意外得知那两个一起买艾滋病患者血液的抚顺“粉友”已经患上艾滋病,而且已经死亡。他想去检查,可又不敢。连续几天,他的脑海里只有两句话:我八成真的得了艾滋病!我要死了!

这时,陈清想到了母亲,想到了为他吃尽千辛万苦的哥哥、姐姐。

为了从蜜月里的四姐陈霞处拿到100元毒资,陈清拿着斧头凶神恶煞地拦在大门口,非要四姐掏钱不可。他威胁说:“不然,我就劈了新郎!”当时家里全是回门的亲戚,陈霞号啕大哭:“摊上你这么个弟弟,我们倒了八辈子霉……”

全家人不止一次绑过陈清。一次,陈清和追赶他的二哥陈明都摔晕在水泥地上,陈清醒来时发现自己的身上盖着大哥陈深最珍惜的那件军大衣,怀里还有三只热乎乎的煮鸡蛋。可怜的陈明却摔坏了大脑,好好的一个生龙活虎的男人竟变得痴痴傻傻,原本与他相好、即将与他结婚的城里姑娘也离他而去。直到今天,陈明连工作都没有找到。

陈清决定死前回家一趟。女友小美吵着要随他一块去西安,陈清看了看她高高挺着的大肚子,挥挥手说:“别烦我!你是惦记着我的白粉吧?”小美立马哭了:“人家不吸,怎么过得下去!你总是不管人家……”

陈清果真回到了西安。三年多了,母亲终于见到了一直逃亡在外的儿子,这儿子竟然还带回了一个比他小17岁的姑娘。一打听,姑娘肚中的孩子已经八个月了,母亲便对陈清说:“好呀,快生吧!你已经34岁了,该有个孩子了。做了爸爸,你也许就会学好……”

没过多久,小美的家人从北京闹到西安,他们说陈清拐骗少女,若陈家不赔偿损失决不罢休!

三姐陈萍劝陈清:“你看,母亲和家人又要跟着你受罪了,两个‘白粉娃’生出的肯定不会是好鸟。你别再害人了,快带小美到医院打胎吧!你自己都说不定哪天死,又何必留个孽种害家人呢?放弃吧!”三姐说完就拉着小美去了西航公司的职工医院。

见小美真的打胎了,陈清在心里默默发誓:是三姐让我断了后,这笔账,我早晚要跟她算!

2000年5月,陈清因在北京火车站偷旅客的包被民警抓住。他意外得知,当年的失主因为承受不了5万多元突然被抢的懊丧,开车时常常走神,不幸出车祸死了。他自知罪孽深重,准备挨枪子。1997年新《刑法》颁布后盗窃罪不再判处死刑,他的律师又在“盗窃在先,并且是被动抢劫”上据理力争,再加上被抢者“死无对证”和陈清的同案犯负案潜逃,结果,本该判处死刑的陈清只在看守所里羁押了四个月,就被取保候审了。

2001年12月,逃过死罪的陈清被陕西省艾滋病防治中心确诊为艾滋病患者。

从2002年初开始,陈清肺部发炎,血管、脉管感染发炎,高烧不退。之后,他的腰部、小腿、胳膊上的皮肤开始溃烂,多处化脓流液,恶臭不堪,而且溃烂的面积越来越大,久治不愈。这下子,他的母亲遭罪了。大年初五,老人弯下身子帮儿子清洗创口,她刚刚直起身子就脑卒中突发,被送进医院抢救。

老人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微弱的气息。姐姐递给陈清一个裹着2112元的纸包,纸包上面有母亲请人代笔写的一句话:“交给坏蛋,给邻居赔罪不够时,可用。”接过纸包,陈清号啕大哭。

决不能让罪犯危害百姓

陈清只好到三姐陈萍家养病。下岗在家的三姐知道陈清患上特殊的病后非常可怜他,表现出少有的宽容。

这时,毒瘾和艾滋病的双重折磨,已经完全吞噬了陈清的良知。他认为:是这个社会没有把贩卖艾滋病患者血液的人抓尽,不然,他怎么会买到艾滋病患者的血液并感染上艾滋病呢?他要报复这个社会!

陈清对三姐逼小美打胎一事耿耿于怀。一天,陈萍终于弄清楚,自己上高二的儿子近来脸色蜡黄的原因 同睡一床的陈清常常在深夜有意无意地玩弄她儿子的私处!“天哪!那不是害我儿子吗?这个坏蛋,连自己的亲外甥都要害,老子跟他拼了!”陈萍气炸了,手里紧握着一把铮亮的斧头,凶神恶煞地立在门口等陈清回来。陈清刚进门,陈萍就挥斧“嚓嚓”几下,把儿子的那张木床劈得粉碎,接着拼尽全身力气,向陈清留着长指甲的双手砍去。“我看你还敢弄我的儿子!砍死你!砍死你政府都不会让我偿命。”她用力太猛了,斧头砍在防盗门的门框上,溅起了火花。陈清拖着吓呆了的女友仓皇逃命。从此,陈清再也没敢踏入三姐家一步。

这之后,陈清实施报复行动时屡次被抓。

陈清14岁上初一时,被当作“纵火犯”关进了少年管教所。三年后,他作为改造好的典型走出少年管教所。岂料在四个月后的全国“严打”中,他又被关了四年。在狱中,陈清本想好好改造,但狱中的“老大”见他积极向上便好生恼火,鼓动同伴找他的茬,暗暗地伤他揍他,把他搞晕了,再用白粉稀释的水灌醒他,一次,两次,三次……他渐渐染上了毒瘾,不得不屈从于狱中的“老大”。1988年出狱后,他恋爱不顺,无妻无业无工资,却要花大钱买白粉来吸。钱从哪里来?他除了厚着脸皮偷偷把家里的东西拿去变卖,就是靠偷盗抢劫了。

直到今年6月,陈萍和小区里的群众才得知,在中央领导和公安部的高度重视下,陈清已于两个月前被西安市公安部门关了起来。陈萍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她哪里知道,像她弟弟一样,以自行注射艾滋病患者血液来逃避打击的艾滋罪犯岂止一个两个!那些因为得了艾滋病而猖狂犯罪、疯狂报复社会的又岂止一个两个!

每关押、治疗一个“陈清”,公安部门每年就得耗费10万元左右,这对原本经费拮据的公安部门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假如再有第二个、第三个“陈清”要关押,庞大的开支从何而来?

更何况,根据《监狱法》和《传染病防治法》,像陈清这样的重度传染病患者本应保外就医,其他犯罪嫌疑人也害怕与陈清关押在一起被传染。关陈清的法律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可一旦放出陈清,无疑是放虎归山,谁来“保”他“医”他呢?如果他“归山”后变本加厉地利用艾滋“护身符”疯狂冒犯苍生,谁来承担这个千夫所指的责任?(《家庭》2004年第9期 孔章圣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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