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宣兆琦（右）与兰州大学校长刘冰（左）。
从小我就爱学习，梦想顺利地步入大学之门。但是“文革”中我的梦想一次次被打碎，直到“文革”结束后，1978年我终于上了大学
曾四次被剥夺上学权力
读大学前，我曾四次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力。第一次是“文革”前期的一个年初，我小学毕业了，没能顺利进入初中。在校时，我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获得过一大堆三好学生的奖状。但“文革”中什么事都唯成份、讲出身，我正是因为出身不好被取消读初中的资格！
失学后的第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无声地哭了，那是我自有记忆以来的第一次痛哭。父亲一声不响地狠劲吸着发了霉的旱烟；母亲一反常态地停下了手中的针线。我哭着哭着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的上午。一夜未合眼的父亲，毫无倦意有力地说：“孩子，不要哭了。你要上学，一定要上学！”一向面皮薄、志气高的父亲，为了他唯一的儿子能够读上书不顾一切地求人了。在我的记忆中，劳动了一天的父亲每天晚上出门，很晚才默默地回来。父亲找谁去了？陪了多少笑脸？说了多少好话？受了多少冷落？我无从知道。但是，我知道和感受了自己的求学经历。我找的是公社教育组和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们。公社教育组驻地离我的村庄8华里，大队革委会的头头们分散在我村的四处。我几乎每星期一趟地往来于16华里的乡村土路上，每天一次地奔波于我村的大街小巷。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达半年之久。我终于被允许读初中了！获得了再次上学的机会！
读了一年半的初中，我又因同样的原因再次失学了。我第二次当农民一年后，迎来一次考取农业中学的机会。读了两年半的农中，又以同样的原因第三次失学。
我第四次失学是“文革”后的事情了。1976年，“四人帮”垮台，十年浩劫结束，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了。我和千千万万被耽误了学业多年的青年一样，满怀着激情和希望步入了久违的考场。那年我报考的是济宁农业学校。我以优异的成绩接到了体检通知书。正当我和我的全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时候，厄运再次降临。因政治审查不合格，我被刷掉了。
如果说我第一次失学后心是痛苦的话，那么，第二次失学后心则变得平静了，第三次心已麻木了，而第四次失学心则成了死灰。我那时彻底绝望，静静地躺在床上，睡了三天三夜。
在这短短的三天三夜中，我再次深深地感受了社会的炎凉和人生的冷暖，“看啊，学习好,考上了有什么用？”“出身不好，考上学也走不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说咸的说淡的都有。然而于我来讲，这些都变得毫无意义了，因为我的心已经死了。哀莫大于心死！
我睡了三天三夜，父母坐在床边守了三天三夜。我的舅父连着三天来看我。我的祖母、叔、婶和姑姑们三天三夜都因我昼不能食，夜不能眠。看着周围亲人们痛苦的样子，我想不能再躺下去，我没有任何理由，因我的痛苦而增加亲人们的痛苦！三天后，我爬起来了，站起来了，走出家门，重新回到兖州文化馆 我自小热爱文学,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发表了文章。农中失学后，我被借调到兖州文化馆搞文学创作。
参加高考
大概是1978年春末夏初的一天，我的父亲和四舅父步行50华里，到了鲁西南重镇济宁市来看我。当时我正在济宁地区文化局接受文学创作培训。他们来的主要目的是劝我再次参加高考。开始我沉默不语，在舅父和父亲苦口婆心地开导下，我不得不答应了。“试试吧！”父亲眼里噙满了泪花说。舅父眼里闪烁出光彩，说：“去年不让走，今年不考中专了，要考就考大学！”
报考大学后的准备期间，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报名后我因为文化底子太薄反悔过。“文革”期间的初中，多数时间是“闹革命”，我又只读了一年半。农中期间，我学过木工、泥瓦工、兽医，却很少学文化课。大学文科考试的历史、地理，我一丁点没学过，仅凭自学的语文和写作知识，考大学远远不够！我把这些情况和反悔告诉四舅父，他要我增强信心，并帮我去找时任济宁第一中学政教处主任的表舅，请他帮忙。
表舅把我介绍给了济宁一中的历史、地理教师，这时距离高考只有两个月了，他们都尽心竭力地辅导我。尤其是地理教师胡世明先生，简直把我当成了他的儿子。在这两个月里，我白天上班，晚上或到老师家，或到济宁一中的教室去学习。那是异常忙碌的两个月，然而我却感到无比的激动和充实。两个月后，我带着亲人们的嘱托，怀着无比的自信，步入神圣的考场。正是天道酬勤，苦尽甘来。我以兖州市最高的考分，考取了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西北地区最高学府兰州大学。
再次遭到政治审查的磨难
可是，入学前我再次遭到政治审查的磨难。一天，有人通知我速到大队革委会办公室。办公室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我村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一个是公社教育组的负责人，他们两人的脸色都很难看。我走进房子后，一直站着，三人谁也没有说话。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教育组的负责同志说：“兆琦同志，首先祝贺你取得了很好的高考成绩，你给咱们公社争了光，也给兖州县争了光。可是村里的主要负责人说你这几年在兖州文化馆搞反动宣传，写了大量的毒草文章，不同意你上大学。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我一听肺都气炸了！今年不再提我的家庭出身了，却捏造了另外的“罪名”！一向温顺的我，也不知当时哪来的勇气，像火山一般爆发了！我质问他兖州文化馆是不是共产党的文化馆？他读了我的几篇文章？哪篇文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他无言以对！然而，似乎是铁了心，就是不在政审材料上签“同意”两个字。
我的事情闹大了！兖州文化馆、兖州文化局都写出了极力推荐我上大学的材料，中共兖州县委宣传部也出面说话，在一次招生会上，省招办的负责同志对兖州招办的负责同志说，宣兆琦已经成了典型，不管村里同不同意，宣兆琦必须走 这些情况都是我读了大学后，县里的老领导们告诉我的。
终于圆我大学梦
1978年8月的一个晚上，我突然接到兖州文化馆的电话，说我被兰州大学录取了。放下电话很久很久，我的脑子都是一片空白。这是真的吗？这不会是在做梦吧？我把手指放进嘴里，狠劲地咬了一口，奇怪的是没感到一点疼，只见殷红的鲜血不停地流淌。我的眼圈顿时感到一阵灼热，大颗的泪珠滚了出来。从兖州文化馆取回兰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便急匆匆地登上了西去的火车。
1978年，多么值得纪念的1978年啊！这一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使我们的党和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一年也改变了我和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在时任兰州大学校长、甘肃省副省长的刘冰接见我的时候，我以朴素的感情，发自心底地说：“刘校长，感谢您！感谢兰州大学！是兰大把我这个社会的弃儿变成了新时代的骄子！”刘冰校长语重心长地说：“兆琦同学，你应该说感谢小平同志！是小平同志和党的正确路线解放了你，也重新解放了我。是小平同志让你上的大学啊！”
20多年过去了，刘冰校长的话依然时常响在我的耳边：“是小平同志让你上的大学啊！”;
《音体美报》8.26 宣兆琦文;
作者简介：山东理工大学教授、齐文化研究院院长、山东省齐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淄博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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