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杨显惠结集出版《夹边沟记事》，翻开了一段尘封了40年的历史。
夹边沟农场
1965年，19岁的杨显惠离开兰州，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六团四连小宛农场，上山下乡。小宛农场还有一些从别处转移过来的被解除劳动教养的右派。就是在和他们的闲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1957年后专事“收容”右派分子。1957年，甘肃省共揪出右派一万两千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开除公职并判以劳教的极右分子约有三千人。陆陆续续地，他们来到了这个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荒凉之地。
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只能养活四五百人。但当时，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至于能不能让2000多劳教分子靠种田养活自己，那时并没有人想及。
夹边沟的饥饿
夹边沟农场从1957年4月开始接收右派到1960年12月底“抢救人命”，三年半时间里，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
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右派可以借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7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他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
在死神面前，人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他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土豆，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便煮熟了一麻袋土豆，9个人一口气将160斤土豆统统吃光，“都吃得土豆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土豆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被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土豆疙瘩吃！
夹边沟事件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就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
到了明水之后，这些人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人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请地委给调点粮。地委书记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
由于死亡太多，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
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1961年10月，夹边沟农场被撤销，右派被遣返。（《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5期李玉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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