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岁的小伙子汪某被人6刀扎死,被害人家属提出77万元索赔。9月13日，北京市二中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死缓，被害人的母亲和年仅8岁的儿子分别获赔7万元。
在庭下，被害人亲属表示，14万元的赔偿远远不足以补偿他们的创伤和为打官司付出的代价。据了解，罪犯是一个仅有小学文化的无业人员。这14万元的
在许多类似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被害人本应获得的赔偿判决或在罪犯被枪毙的一瞬间化为泡影，或因罪犯本身不名一文而成为一纸空文。
云南大学“2・23”马加爵故意杀人案中，被害人杨开红和唐学李家属就曾分别对马加爵提出了高达82万元的赔偿要求。而罪犯马家爵生前就是依靠贷款上学的贫困生，判决不久就被执行了死刑,因而被害人的赔偿要求难以兑现，在索赔之日就几乎已成定局。
北京赵公口桥孕妇被害案中，被害人父母也向被告人提出了73万元的经济赔偿。但被告人蔡青本身就是因身无分文饥饿而抢劫，高额的赔偿又从何而来？
中国政法大学曲新久教授说，刑事案件被害人损失严重但是不能获赔的问题确实很普遍。尤其是暴力犯罪的被害人，罪犯常常身无分文，是为夺财而施暴。这时，法院判决的赔偿很少能够得到执行。在美国，法院曾判决一个普通人17亿美元的赔偿。法院在判决时就已经知道，这笔赔偿金是不可能全额支付的。但是，这时法院的宣判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能实现的判决，保护的恰恰正是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合理获赔权。（《北京晨报》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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