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斌夫妇
目前，央视正在热播电视剧《红旗谱》，这让人想上世纪50年代的长篇
梁斌1914年出生于河北省保定蠡县梁庄，11岁离开家乡就读县立高小，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5岁考入保定二师。1932年春，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保定二师学生宣传抗日活动踊跃。国民党当局7月6日清晨，突下毒手，冲入学校向学生开枪。12名党员、1名团员惨遭杀害，40名学生被捕，史称“七・六”惨案。梁斌曾说：“自入团以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一个荆棘。二师‘七・六’惨案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二棵荆棘。‘高蠡暴动’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三棵荆棘。自此以后，我下定决心，挥动笔杆做刀枪，同敌人战斗！”
梁斌从1935年开始酝酿《红旗谱》。头十年中，他写了大量文章，《红旗谱》中很多人物、情节在这些作品中初具雏形，如《夜之交流》《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等。梁斌随军南下时，从束鹿到衡水、石家庄、邯郸等地，参加、领导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一路走来，梁斌随身带着个小本子，将百姓的故事一一记录下来，有些写进了《红旗谱》。
1953年6月，梁斌正式开笔《红旗谱》，一年后完成《红旗谱》第一部初稿。梁斌的创作状态异乎寻常，他完全沉醉在《红旗谱》中，不谙生活世事，每天伏案疾书十多个小时。梁斌曾这样描述：“我的创作欲、灵感升到高潮，欲罢不能。黎明起床，略作洗漱，即开始写作。早餐时间已到，我还没有写完一个节目，当我写完一个段落，饭时已过。午餐晚餐无不如此。有时写着写着，想起我还未吃饭，其实两顿饭已经过去了……”
梁斌夫人散帼英回忆丈夫创作《红旗谱》时的日子说：“他就像傻了一样，送饭就吃，不送就饿着。不跟人说话，别人说话也不听，但谈起《红旗谱》中的人物时，他马上眉飞色舞起来。写作之后，他脑子仍处在亢奋状态静不下来，除了失眠还是失眠。”
那时候，他脑子里除了《红旗谱》，什么都没有。夏天和人聊完天，总忘拿扇子，一个夏天丢了100多把扇子。夏天，武汉黏稠的空气令人燥热，梁斌写作的地方没有避暑降温的设施，低头写作，汗滴常会打湿稿纸。为此，梁斌想出了一个“湿被单降温法”。他把被单沾上凉水，挂在屋中，再打一盆冷水，泡上一块毛巾，实在热了，就用冷毛巾擦头、擦洗身上；还热，索性把冷水盆搁到桌下，把两脚放在凉水里。
为写《红旗谱》，梁斌曾“三辞官”：第一次是辞新武汉日报社长之职；第二次是辞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支部书记之职；第三次是辞天津市副市长之位。梁斌辞官的初衷只有一句话：不写好《红旗谱》，无颜见江东父老！终于，共计120万字的《红旗谱》三部曲长篇画卷，即《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问鼎文坛。
梁斌的脾气很倔，倔得硬气、刚烈。“文革”期间，他被造反派批斗。有人问他《红旗谱》是不是大毒草，是不是“王明左倾”路线。梁斌坚决回答：不是。一次，有个造反派叫他站在高凳上，一脚踹倒凳子，将他重重摔在水泥地上，问他承不承认，梁斌爬起来依然坚决回答：不是。
平时没事梁斌就爱和老百姓聊天，门口卖菜、修鞋、拉煤的无不说“梁老是个大好人”。遇到不平事，梁斌定要管。有位革命老同志的遗孀
生活比较困难，有关部门说，老同志去世了，以后不会常来了。老太太找到梁斌哭诉。梁斌火了，马上质询那个部门负责人，事情很快便解决了。
梁斌一生最珍视的莫过于他的手稿。1976年唐山大地震，人们纷纷逃跑，梁斌却冲向书房，“我的手稿！我的手稿！”他不顾一切地喊着，将手稿紧紧搂在怀中。当时书柜里还有他多年收藏的近300幅珍贵名画，但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惟有手稿。
梁斌写了《红旗谱》，《红旗谱》中也写着梁斌的一生。
（《新民晚报》9.22 周润健 邱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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