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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论的恶性西化

2004-10-17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一位“九叶派”诗人学者对德里达爱恨交织。她说德里达的《书写与歧异》一书为她“打开一扇全新的思维之门”;同时她又说“德里达文风古怪,从来不用古典学院的简明清晰的语言写作”。她读懂了德里达的理论吗?也许诗人有特殊的领悟力,把学术论文当作朦胧诗篇。

晦涩难懂也要去“懂”,也要去引用,否则就

不够“现代”或“后现代”,不够全球化。这是二十年来我目睹的文论界怪现状之一种。“彩色电影是不真实的。”詹明信(又译作杰姆逊)说。“看电影已经不注重情节,因为一切情节不过是为打斗和特技镜头作铺垫而已,人们只注目于所谓‘镜头的精华’。”詹明信又说。一位李教授为詹说作注脚,说:是啊,在北京,“许多人花费七八美元去看一场名不见经传的电影,就是为了能一睹随片附送的《星球大战》的预告片”。

彩色电影不真实?我们现在看电影不注重情节了?北京人一掷七八美金就为了看几分钟的预告片?这些论断可经过论证、检验?这不是在硬套詹明信的理论吗?

“伏迪契卡认为文学史的研究范围包括作家、作品、读者三个部分。……他的理论之所以特别值得重视是因为:……论作家时他注意的是‘文学作品的生成及作品与历史现实的关系’,……论读者时他注意的是‘文学作品的接受史’……”一位研究文学史理论的教授,撰专文隆重地

介绍布拉格学派伏迪契卡的理论。

然而,东西方正多心同理同之处,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把文学发展的规律说得清楚透彻极了。身为华夏子民,能对《文心雕龙》这经典视而不见,只去追逐西方的新潮吗?

上述第一种,不懂而乱引;第二种,不对而乱套;第三种,不知(中华)而乱捧;是谓当今“文论的恶性西化”。(《羊城晚报》10.11黄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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