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缴获的毒品占世界毒品缴获量的50%以上
●中国西部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8%，但吸毒人口占全国的52%
●不解决西部毒品问题，就无以根治中国的毒患
比剃刀更锋利的是这些白色的粉末
“要是弄不好，我们就都得死。”线人老臧（化名）对记者说。
2004年7月9日，从兰州出发，经过20个小时长达700余公里车程的颠簸，记者跟随老臧来到了位于甘南高原的一处山区村落。
事先，经老臧再三要求，记者答应不披露其真实姓名和毒品具体种植地点―――这是一条规则。
一个多月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的影响研究》报告经数年努力，终告完成。报告披露了西部贩毒的种种“游戏规则”。记者遂决定前往毒害重灾区甘肃采访。
“落了单就会被灭口”
7月10日清晨6时，老臧和另一位向导背着一天的干粮和水带领记者上山。经过8个小时在山林中的艰难攀爬，下午2时许，终于在接近山顶的地方找到了种毒者用枯枝铺成的休息地，这表明，罂粟地就在附近。
此地海拔高度超过4000米，记者因为高原反应而大口喘气，双臂也被森林荆棘划破。老臧说：“兰州或者县上来查毒的官员有多少人能冒着危险吃这份苦呢？何况他们根本不知道路，在山里几天几夜也找不着。”
“有一次缉毒队曾试图上山，种毒的人从山上扔几块石头就把他们吓回去了。从此，就在下面村子里开个会，吃顿饭，传达精神就完事了。”
越过种毒者用伐倒的树干设置的藩篱，一块近一亩的罂粟地便一览无余地展现在眼前。除了一片地刚刚出苗以外，其余长满了半米多高的罂粟。向导说，这些罂粟还要过半个月才能开花，一个月后就能收割生浆，用来制鸦片。
向导说：“像这样的地，在整个甘南的山区少说也有1000亩。这都算小的。”
记者取出相机正要拍照，罂粟地的另一头忽然有一个人影蹿动。老臧赶紧让记者趴下，他和向导用当地话向对方大声呼喊，直到动静消失。
“刚才好险，本来以为这个时候种罂粟的人应该不在。真是一场虚惊。他可能把你的相机套误认为枪套了，我们大声叫嚷才把他吓跑了。”
老臧说，“今天如果你落了单，就会被他灭口。深山里死一个人，没人会知道的。”老臧说，这些种毒者都有枪，来源就在本县的地下非法枪支加工厂。
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记者又接连发现了两块半亩大小的罂粟地。怕再生变故，记者决定在天黑前下山。
一天时间里所能调查的，不过是冰山一角。难以尽数的山巅在视野中环峙，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很难想像，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如今已成为罂粟种植的渊薮。
“离我们这10多公里的邻村，那时候才厉害，生产队长带着全村人种植，光队长一家就种了6亩地，整个村子有上百亩，这样大规模地连续种植了4年，而且就种在离公路仅几百米的山沟里。”
“前年有个队长带着他卖鸦片挣下的几百万元逃跑了，公安来抓人的时候，整个村的男丁几乎都被抓走了。”一位村民对记者说。
甘肃、内蒙古、新疆、云南、四川等省区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的情况非常严重。据统计，甘肃省在1988年发现有6个县市非法种植罂粟，到1996年发现有14个县市非法种植罂粟，而内蒙古非法种植的罂粟面积在高峰期间竟然高达5000亩。
“千万不能照相，否则我们一个都出不去”
2004年7月20日，甘肃省省会兰州市。
5年前，当记者认识“大黄”的时候，他还只是兰州市城关区一个不太入流的毒贩。“大黄”大专毕业没几年，找不到称心工作，开始贩毒。
5年后，“大黄”身边已经有“小弟”了。圈内人说，“这几年大黄做毒品发了。现在查得这么紧，他手上居然还有‘货’。”
然而，这个时候有“货”不一定是件好事，特别是一旦让别人知道了。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大黄”一反常态，开始“教育”记者：“我也知道你想从我这儿了解一些情况。但毒品害人害己害社会啊！我早就不干了，这几年从来不沾。”
“你不知道吧，政府打得再厉害，就算从现在1克毒品都不进来，兰州的存量依然能维持这个市场3年。”不经意间，大黄仍然透露出他对兰州毒品市场的熟稔，他提醒道，“毒品的事，比你想像的要复杂得多，深得多，你最好别碰！我是出于你的安全考虑。”
兰州市和省内其他几个城市的一些公共娱乐场所，特别是一些“酒吧”、“迪吧”和“夜总会”，均发现了摇头丸、K粉等新型毒品。它们大有取代海洛因等传统毒品的趋势。
7月20日晚，兰州公安系统的3位干警带着记者来到城关区一家有名的夜总会。进门前，他们特地关照记者把相机放入包中，“这家夜总会很有背景，我们去年专项整治时，都不能端掉它。你千万不能照相，否则我们4个一个都出不去！”
尽管记者对兰州市诸多夜总会贩卖毒品大胆猖獗早有耳闻，但是此话由公安人员说出，仍让人吃惊。
坐定后，就发现有可疑人员跟着坐在我们后面的桌子。“他是这个夜总会看场子的，在监视我们。可能发现你不像普通客人，他们产生了怀疑。”公安耳语指点。
12点，大厅表演的节目结束后，全场开始劲歌热舞。“这个时候，就是摇头丸等毒品吸食的高发时段。吸食完的客人可以这样high（兴奋）一晚上。”公安说。
记者并没有观察到毒品买卖的异常情况。借假装酒醉上厕所由服务生搀扶之机，记者试探询问。服务生在接过小费后告诉记者：“现在风声紧，我们这里不是熟客是不卖的。先生不如开个包房，里头的服务就多了。”
由于担心已经暴露，公安带着记者转移到兰州市工人文化宫附近的另一家夜总会。一位自称是经理的女子表示，“一般我们是不卖的，但是如果你们消费到2000元，我们可以提供（毒品）。”《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的影响研究》报告称，西部5个省（区）、9个县（区）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和公安部确定为毒品犯罪重点整治地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地方存在非常突出的吸、制、贩毒品问题，并且严重妨碍了全国的禁毒工作。
三甲集：中国最大毒品集散地之一
2004年7月6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三甲集镇。
三甲集距离兰州86公里，是兰州通往四川、青海的交通要道，号称“西北第一集”，是西北重要的茶叶、皮毛和牲畜交易之地。
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东乡县和广河县都已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和公安部列为全国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区。三甲集镇曾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中国最大的毒品集散地之一。三甲集的毒品吞吐量一度是非常惊人的，以车皮而非人次计算。
“上世纪90年代去三甲集卧底抓毒贩，看样品时，毒贩随便就从口袋里拿出一大包。”张立峰回忆道，“现在大有改观，但毒情还是很复杂。”张立峰是临夏州康乐县缉毒大队大队长，刚被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广河县政法委的官员介绍说，今年5月三甲集抓了9个毒贩，这和以前比起来已经是“少得可怜了”。
如今，临夏的贩毒活动更为隐蔽，走私贩运大宗毒品的案件时有发生，而毒品消费市场则转以零包贩卖为主。
“如果是外人，在三甲集一眼就被认出了，根本打不进去。”曾经和当地毒贩交锋过的张立峰说。他告诉记者，由于受经费和机制限制，临夏的缉毒工作至今未形成有效情报获取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毒品地下销售网络仍然没有被摧毁，大的毒枭和贩毒团伙没有得到伤筋动骨的打击。最近，在北京、上海、江苏、新疆等地破获的多起贩卖“公斤级”海洛因的案件，都与临夏籍毒贩有关。“外省破获的贩毒特大案件，凡是那些姓马的大毒枭，十有八九是我们临夏人。”临夏州禁毒委官员马小龙说。今年6月25日，制造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最大贩毒案的年轻女毒枭马秀琴被执行死刑。马即是临夏东乡人。
甘肃政法学院公安分院副院长李波阳教授说，近年来，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缉查，毒品犯罪分子通过亲情、乡情和内部帮规组成了更为严密的贩毒组织，“枪毒同流”，“毒黑交织”，对抗侦查打击的能力不断提高；毒贩充分利用航空、铁路、公路等进行立体式贩毒；在贩毒方法上，采用伪装身份、人货分离、雇人携带、遥控指挥，藏毒方式非常隐秘，伎俩不断翻新。
“杀了老子儿子干，杀了丈夫妻子干”
甘肃与新疆、宁夏、内蒙三个自治区及陕西、四川、青海三省接界，并与蒙古共和国接壤。从阿拉伯“金新月”毒品产地往中国东部地区的毒品贸易路线，从印度经过西藏的部分毒品，从云南及“金三角”经欧亚大陆桥的毒品都经过甘肃。
“其实，甘肃在解放前就是国际国内贩毒的重要通道，河西走廊当时已从丝绸之路沦为鸦片之路，我太爷爷那时就是玉门首屈一指的毒枭。有些毒贩家族几代就是干这个的。”一位当地人对记者说。
甘肃地区地处北纬30度至50度之间，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非常适合罂粟和麻黄草等毒品原植物的生长。由于历史渊源，种植、吸食毒品在甘肃及其周边青海、四川、宁夏、内蒙等地的许多山区代代相承。
初步估算，在甘南和临夏，一亩地能够种近1万株罂粟，这里的收购价为1亩地2万 3万元。甘南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因素，罂粟一年能产3季。也就是说，只要村民一年种上一亩三分地的罂粟，就能进账10万元，这对于年人均收入只有1000元的当地村民来说无疑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
知情人向记者透露，甘南的罂粟主要由临夏人到甘南山区当地收购，然后和临夏产的罂粟一起卖到甘谷县和岷县再加工成粗制海洛因，俗称“黄皮”，然后销往全省各地，部分贩卖到其他省份。据说，陕西铜川一带和内蒙一些地方的隐君子一直爱抽甘肃产的“黄皮”，戏称为“绿色食品”。
一些毒贩发财之后，“荣归故里”、“大宴宾客”，成了当地农村的“英雄”、“榜样”，使无数贫困农民蹈其覆辙。而吸毒则又导致贫困。
临夏当地流传“下云南上前线（东部），一来一去几十万，杀了脑袋也情愿”的说法，甚至出现了“杀了老子儿子干，杀了丈夫妻子干”的家族性贩毒现象。
恐怖分子以毒养战
让临夏州康乐县缉毒大队大队长张立峰最为忧虑的是，以“东突”为首的分裂势力正在民族地区贩毒，利润被用来资助恐怖和分裂活动。
长期研究跨国犯罪问题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石刚说，“9・11”之前，“东突”80%的资金来源为“基地”等境外恐怖组织；而“9・11”之后，“基地”和塔利班遭到严重打击，“东突”失去了在财政上的靠山。“贩毒及其他犯罪活动所募集的资金由原来只占20％，猛增到现在的一半以上，其中贩毒所得是大头。”他说。
如果将甘肃的毒品犯罪比喻为人身上难以治愈的脓疮，那么，已经有人担心毒素会进一步渗透到它的政治骨架中。
张立峰对此深有体会，“康乐县的很多楼都是一些大毒贩盖的。这些人已经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他们形成一定的经济势力后，必定会进一步建构他们的政治势力。一旦这种情况出现，我们这些人就危险了。”“有时候，在县城的大街上见到毒贩，我都要上去和他们握手。我们只能在前期采取韧性的斗争，直到有机会彻底消灭他们。”张立峰说。
兰州市公安局禁毒处处长吴锦林也有这样的担心。据他透露，部分甘肃籍毒枭已有了正当的职业和合法的身份，他举例说了兰州某著名手抓店和其他企业主的名字，这些人身披“企业家、慈善家、政协委员”等光环，他们利用合法身份疯狂洗钱，进行更高层次的贩毒活动。
中共十六大提出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一个基本的考虑，就是要逐步解决中国东西部和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西部毒害就成为了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
《?望东方周刊》2004年第38期穆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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