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百业停顿，更谈不到翻译出版外国书籍。那时“有一技之长”的外文人才已经都下放干校，有关方面想起这些人还可一用，就组织他们翻译一些经过挑选的西方或“苏修”作品。其中不乏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如费孝通、冰心，都参与了《世界史纲》的翻译。于是出现了一批供“内部参考”的翻译书籍，大多署“××
改革开放以后，形势大变。一方面，许多高水平的译者有了独立写作的机会，自然选择自己创作而不愿做翻译；另一方面，对翻译的需求陡增，何止几倍、几十倍！不仅是合格的译者，合格的编辑也供不应求。于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译著未免泥沙俱下。记得有一次一位青年朋友对我摇头叹息称，她认识的同学中只读过初中的，下放回城后突击补了一段外文，竟敢承接马克斯・韦伯著作的翻译。这种状况延续至今，可能初中生已换成博士生，但翻译粗制滥造的现象并不稍减。因为需求更大而出版更商业化，许多国外畅销书需要赶时间。这就是我所说的，开放与学术繁荣同翻译质量成反比的悖论。（《文汇报》1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