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勇夫家
1960年，山东济南市文工团面试现场。一个十几岁的黑瘦青年应考，小青年学历只有小学二年级，其它一问三不知。考官想了想，说：“你说你是种菜的，你在菜地里看见过蛇吗？”小青年说：“看见过。”考官出了个题，说：“你看见蛇怎么办？”就见小青年大喊一声“蛇”，“噌”地从椅子上蹿起来，“出溜”一下钻到考官面前的桌子下面。考官“腾”地也从椅子上站起来，弯下腰看着他说：“你出来。”小青年哆里哆嗦地说：“那里有蛇！”就这样，这个名叫钱永福的小青年被济南文工团录取了。进入文工团，钱永福就把名字改成了钱勇夫。
“越战”和“文革”，钱勇夫两撞生死线
几年后，钱勇夫考进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刚入伍时被分配到连队体验生活。这时，部队接到参加抗美援越的命令，钱勇夫要做一名国际主义战士，来到了前线。一次战斗结束时，全连140多名指战员只剩下二十几名。早晨还在一起吃饭，现在他们全都牺牲了。天上下着雨，钱勇夫埋了整整一夜的战友遗体。钱勇夫哭了，这是他记忆中第一次流泪。钱勇夫说：“就是这场战争，使我从艺术的浪漫中重新回归到现实的残酷里。我完成了一个男人成长过程中质的改变。在经历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后，我觉得自己从里到外都变得硬朗了。”
但这种硬朗、直来直去的作风很快给他带来了麻烦。完全不知道国内“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钱勇夫，从战场回到北京军区时，战友文工团已经分成两派。在批斗当权派时，轮到钱勇夫表态。他这个三代贫农、战斗英雄往台上一站，说：“不知道江青是干吗的，我们知道王光美。”当时，会场就乱了。钱勇夫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第二天，北京军区八大处大院的内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揪出现行反革命钱勇夫”。就这样，他从一个战斗英雄变成了一个“反革命”。
成为阶下囚
背着反革命黑锅的钱勇夫苦撑了10多年后，迎来了改革开放，他的艺术春天降临了，《雾都茫茫》、《咱们的牛百岁》等多部优秀电影让他在人到中年时尝到了
“明星”的感觉。1985年在一次电影座谈会上，影协请著名人士针对百花奖选票逐年下降的现状给出主意。钱勇夫就说：“百花奖干脆卖彩票，有了收入，再拿这些钱买高额的奖品回报参与者。这样可以提高参与性，还
会产生轰动效应，宗旨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有关部门采纳了这个建议，并推举他为总指挥。钱勇夫从银行贷了50万元人民币印彩票，又制定了彩票奖项：一等奖是桑塔纳轿车、二等奖是高级音响、三等奖是摩托车。钱勇夫以每张彩票选票0.48元的价格，交由全国电影院销售。这种全新的发行方式造成了轰动效应。全国许多地方的电影院门口出现排队买彩票选票的场景。这届百花奖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然而，这次大胆尝试，使钱勇夫被人诬陷，沦为阶下囚。
狱中三次自杀
钱勇夫怎么也想不通，一件大好事怎么会成了这样。钱勇夫在监狱呆了22个月，他只能从监狱的小窗看到杨树的一个尖，看它从枝繁叶茂到枝叶凋零的变化。已经43岁的钱勇夫感到度日如年。他绝望了，三次自杀就是他的抗争方式。第一次自杀钱勇夫一头往墙上撞去，立刻昏了过去，被抢救半天才醒过来；而第二次则是因为身体上的原因，钱勇夫的大拇指破了一个小口，后来感染，一直烂了下去，最后都见到骨头，屁股上则是烂青，第二次自杀又被救过来；至于第三次则是因为生理和心理已经达到了崩溃边缘而造成的。
每次自杀醒来后，想到家人和儿子，钱勇夫心里就十分后悔：死亡其实是一种懦弱，应该用活着去抗争，死了既对不起妻子也对不起儿子。既然觉得自己是无辜的，那就要好好活着，这样才能看到希望，看到最后的胜利。“遇到大起大落、大灾大难，才是真正考验人生态度的时机。”钱勇夫感慨地说。
出狱之后调整了一年，必须养家糊口的钱勇夫开始拍摄纪录片。199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钱勇夫进入了蜂产品行业，成为一家蜂产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13年的打拼，他所做的蜂产品已经成为国内的第一民族品牌。
担任预防自杀形象大使
1998年，赵宝刚请动已经立志离开影视圈的钱勇夫参演电视剧《永不瞑目》，扮演欧阳天的成功使钱勇夫重新走进大家的视线。钱勇夫的人生经历使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预防中心找到了钱勇夫，请他担任预防自杀的形象大使。
在钱勇夫看来，现在的年轻人不愁吃穿，但一些人眼神空洞，心里没着落，“现在的年轻人是面临竞争最残酷的一代，是欲望最强烈的一代，又是需要了解的一代”，他想通过自己的经历告诉社会：活着就有希望，年轻人要把心态放平和，学好本事，生活是百态的，行业是百种的，行行出状元，这也是他在办公室挂上自己手书的“心静无尘”条幅的原因。
《北京青年报》11.10刘江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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