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宝很年轻，只有35岁。作为十大西部歌王之一，他曾在北京中山音乐堂演唱《圪梁梁》；在央视《星光大道》栏目放声《山丹丹花开红艳艳》。阿宝的高音很高，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帕瓦罗蒂只能唱一个highC，阿宝能唱到两个highC，比帕瓦罗蒂高出整整八度。
启蒙老师竟是“半疯”
我叫张少淳，阿宝是我的小名。我家在山西大同郊区的一个小村子里。小的时候，在我们这里常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姓邢的民歌老艺人出现。不知什么原因，老艺人精神受了刺激，成了“邢半疯”。“邢半疯”很爱喝酒，只要有人给他酒喝，他就能咿咿呀呀地唱上好几个钟头，直唱得青筋暴露、声嘶力竭。那时我才几岁，一遇到“邢半疯”唱歌，就跑去听。就这样，我学会了不少小曲儿，那种激情四溢的演唱方法也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12岁的时候，我去考艺校，5000多人争几个名额。我的嗓子好，唱歌又高又亮，初赛、复赛都是第一名，没想到最后我落了榜，被别的学生给顶了。我不甘心，怀里揣着几十元钱，偷偷地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我四处寻找门路，可没老师愿意收我。无奈，我只得回到家乡，继续着我的民歌梦。
1986年，我上高中的时候，附近的音乐茶座每周六、周日都有演出，我就去那里唱歌打工。跟我同台的都是正规歌舞团的人，我的歌土，可是特别受欢迎，观众场场爆满，点名要听我唱。歌舞团的人看我是个业余歌手，还这么吃香，心里不服气，就宣布不给我伴奏了，想把我赶走。经理跟我说，“阿宝，歌舞团的人说了，有你在他们就不演了，没办法，只能让你走。”
被戏班子丢在半路的“台柱子”
离开音乐茶座那一年，我刚高中毕业，进了一个四处赶场的戏班子。记得我看到报纸上有个戏班子演出的广告，就骑着自行车穿越大同市来到北部矿区“投奔”戏班子。听我唱了几首歌，班主很满意，就收下了我。跟着这个戏班子，我从山西到内蒙古，从宁夏到甘肃，唱几场就换一个地方。一开始他们不给我工资，因为我是学生，后来我渐渐成了戏班里的“台柱子”，看到班主高兴的样子，我就试探着开口向他要工钱，满以为他会一口答应，却没想到他把脸一沉说：“那你别跟我们走了，我们不要你了！”
过了半个小时，我出来发现戏班子所有的人都不声不响地卷铺盖走了。我赶紧跑到前一天演出的剧场去，舞台上空空如也，我意识到被抛弃了，被这个我全心全意跟随了两个多月，一分钱也没拿到的戏班子给抛弃了。那是在甘肃省的康县，离我的家有近千里远的路。最后还是剧场里的好心人凑了20多元钱，把我送上了回山西的车。
回到家，我没敢告诉父母这段经历，没过多久，又跟着一个戏班子出发了。戏班里的生活很苦，唱一天两天就换个地方。搭台、搬道具都是自己动手，晚上就打个地铺睡在后台。这样的走穴生活，我一干就是20年，平均下来，每年在家里待着的时间只有一天。中间换了多少个戏班子，连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演唱生涯带给我更多的是磨难，但舞台也给了我激情，使我的表演越来越能调动观众的情绪。
上世纪90年代，我开始在歌厅、酒吧里单打独斗地唱歌。北边的哈尔滨，南边的海南岛，西边的甘肃兰州，我都去过。慢慢地我唱民歌有了名堂，“出场费”的行情也看涨了，有一个老板看了我的表演很喜欢，邀我到他的歌厅去唱歌，许诺会给我好几倍的工资。突然赚到那么多钱，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回到屋里，捏着钱数了好多遍，闻着油墨的香味，我搂着钱一直睡到天亮。
为了原生态民歌采风
从农村出生，到城市走穴，我的民歌加进了许多时尚的元素，城里人唱不了我这么土的歌，而村里人又不像我这么会唱通俗味儿，我把它们揉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不演出的时候，采风是我最主要的工作。离开农村太久就会脱离了淳朴，所以我一定要回归村里、山里，接近最原始最真实的民歌。
每到一个地方采风时，我不去歌舞团、文化局寻访，而是直接走村串乡打听民间的歌唱家。在山西宁武县，我遇到了一位73岁的民歌老艺人，他把50多年前采集的一本民歌送给了我。这本民歌，用老式的草纸和棉线装订，蓝色钢笔整整齐齐记录下了几百首将要失传的民歌。这本歌谱我一直随身带着，如果没有这个集子，恐怕这些民歌就再也没有人会唱了。
最近我与一家音乐公司签约，这也是我们原生态民歌手第一次正式签约。我的愿望，就是希望原生态民歌在中国歌坛上能有一席之地。
（《中国电视报》11.15 蔡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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