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先生
李经国与周一良、启功都是忘年交，他曾为消除两位老人之间的误会做
周一良先生曾经是“文革”中红极一时的“梁效”写作班子的重要成员。1976年11月下旬，梁效问题受审查后不久，先生在抽屉中发现一封家人拆开后藏起来的信，上款称“周一良道兄”，下署“一个老朋友”。一张信纸只有毛笔繁体四个大字：“无耻之尤”。先生从繁体字和“道兄”的称谓，推测是一位老先生。若干年后，魏建功的公子魏至告诉先生，当年魏老也曾接到类似的匿名信，署名相同，信的内容也只有五个大字：“迷信武则天”。魏氏父子做了一番调查研究，比对了字迹，推断为启功改变字体所写。魏老异常气愤，一怒之下，把启功为其所作之画一撕了之。自此一良先生中断了与启功的交往。
周一良与启功先生都是我非常敬重而且对我关爱倍至的前辈，听闻他们之间的心结不禁心情沉重。一次，与和启先生稔熟的刘宗汉先生谈及此事，宗汉先生很肯定地认为：“启先生比较通达，能够谅解一良先生的苦衷，写字条的可能性极小。”并告诉我：“在冯友兰去世后，曾听启先生说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上面让谁参加‘梁效’，谁敢不参加。启先生虽然曾经被划为‘右派’，但这么多年来，从未听到他抱怨过‘反右’运动，先生把事情已经参透了。”
冯友兰是“梁效”的最重要的成员，无论辈份和影响都比一良先生大，对这样的人物启功先生尚且都能理解，何况于周一良？我也对启先生的挚友周绍良先生提到过这件事，绍良先生非常肯定地对我说，这封信决不可能是启先生写的。我回想与启功先生长期的交往，对其人品、为人处世态度有一些了解，更深信他不可能写这种信，从而产生了找个机会消除两位老先生的误会的想法。
1999年底的某个星期一上午，我去看望一良先生。先生送了我他的新著《毕竟是书生》。我见先生情绪很好，鼓足勇气直言书中所提到“无耻之尤”字条乃启功所写（书中虽名之为“一位书法大师”，但圈内人大多知道即指启功）的说法似乎有些武断。随即将自己的感觉以及宗汉、绍良先生等人的同感一并告诉了一良先生。先生沉默了几分钟，逐渐显现出了激动的神情。我生怕丢掉稍纵即逝的机会，不等先生言语，就紧接着说：“星期三我要去启功先生家，不知有什么事情没有？”先生马上转动轮椅从身后拿过一本自著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因为患有帕金森病，先生右手已经严重变形，无法执笔，就用左手费力地写上“元白先生正一良呈”，对我说：“请你帮我转给启先生。”此时先生好像如释重负，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我紧绷着的神经也终于松弛了下来，现在想起，那一刻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周三去拜望启先生，一进门就告诉他 周一良先生让我给您带本书过来。先生的笑容似乎凝固了，惊讶地望着我。我赶忙扶先生坐下，将情况详细地介绍了一遍。听完后，先生异常激动，拱手作揖地连连说“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在我将书递给启先生时，他更是无法平静，表示对一良先生当时的做法能够理解，说：“周家与我家乃世交，绍良先生与我也是好朋友。我也有本书送给一良先生，请你转给他。”随即拿出一册《启功丛稿》的“诗词卷”，同样认真地写上了“太初先生指正启功”。当时启先生正遭遇青光眼和白内障之疾，视物很困难，已经不再写字。而在签完字的一瞬间，启先生双目的神采如同他的微笑一样灿烂。
看到启先生回赠的著作时，一良先生也笑得像个孩子似的。正如他针对匿名信一事所说过的：“不管魏氏父子推断是否正确，我对此公之正义感以及勇于表达的激情始终还是表示钦敬的。”我想，纸条是谁写的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两位耄耋老人能够摒弃前嫌，重修旧好，要知道启功先生当时已经是米寿老人，一良先生也已经年逾八七了。
（《文汇读书周刊》11.19 李经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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