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周恩来总理和他同辈的领袖们领导制订了“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其支持“两弹一星”的决策一直广为人们赞誉。然而，不能忘记的是，他们更重要的贡献体现在科技总体经费的增加、科研院所的建立、大学及其新系科的建立。
如果说，“两弹一星”等是周恩来等领导人一代丰碑的话，那么还有部分原因是当时
建立良好的科技体制，让中国国内优秀科技专业人才发挥创造性，专心在他们的专业上作出成就，是比具体科技大课题更重要的课题。中国科技管理体制迄今远落后于经济：在计划经济已变成竞争的市场经济后，如果科技管理还是计划时代的产物，没有根本的变革，中国科技进步就将被体制延缓。
可以说，乔治・华盛顿的历史功绩不是他具体解决了某个大项目（如战争积累的国债、对法国的谈判），而是他那一辈政治家促成了美国长远体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类比中国科技体制的变革。
（饶毅、鲁白、邹承鲁文 作者分别为中科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共同主任、中国科技部科学顾问、中科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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