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在天堂，他们还在地上
马深义的现在时
2004年11月17日，阳光斜斜地照着，马深义静
“狗通人性，看到它跑、听到它叫，还知道自己是在活着。”
马深义需要这种感觉。
“其实对于死，我内心是充满恐惧的。但我真的不想死，为了孩子。我坚持活着，要比死对他们更有用。”河南省文楼村的这个青年汉子，正独自照顾着三个孩子，妻子雷妹去世已经三年。
从2000年发现艾滋病起到现在，马深义默默地拉着这个普通家庭的生命之舟，前行――他的妻子已经下船，然后是他和他的儿女――直到生命之舟停顿，留下健康的大女儿，活着。
5年前，马深义夫妇得到了第三个孩子马占槽。死刑命令很快从死神那里下达：夫妻两个都是HIV病毒携带者，二女儿、小儿子也是！
2001年妻子死后，像任何一个男人一样，他也曾想过再找一个女人。但没有人会跟他，即使那些失去了丈夫又携带HIV病毒的妇女，也不愿意。孩子多，并且有艾滋病。
马深义现在想得很简单：在有生之年，要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既然死亡的时间自己决定不了，就在有限的时间内，将自己的责任做到最好。
政府是否能够尽责帮助他将要留下的遗孤马妞，他有些怀疑。但他别无选择――父母也都是艾滋病患者，大哥大嫂也是，亲属中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收养者。
“只要有一口气，我还是愿意把孩子放在跟前。”马深义说。
他很少责骂孩子。“孩子就这样了，让他们高兴些吧。”
每天坚持服药的二女儿马荣，身体好转起来，学习成绩也很好。“当初连去上学的路都走不动，都是我背着上学，不让去还哭闹。现在吃完饭还学会主动把碗摞起来了。”马的眼睛中有喜悦的光。
儿子想睡觉，哼唧了几声，开始扒马深义的衣裳。他很快躺在父亲的腿上睡着了。马深义起身，想把孩子放在屋内的床上，孩子却又醒了，又闹起来。“闹什么，自己睡去！”马深义有些烦。
孩子立马想哭。马深义的话又软下来：“不哭，乖，自己玩。”
马荣放学回来了，是奔跑着回来的。小女孩掏出作业本，趴在一个小凳子上写起来。马深义静静地看着她。
马占槽似乎找到了玩伴，过去和姐姐纠缠。马荣不理他，自顾写作业。一会，马占槽嚷着饿了，开始向马深义叫。父亲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币，挑了一张递给马荣：“去买拉条吧。”两个孩子乐颠颠地去了。不一会，嘴巴里各自含着食物，嬉笑着跑回来了。马深义看着他们笑：“每天都要这样乱花钱。”
现在农业税很少，但仅有的三亩多地，也还是让马深义犯难。身体垮了，不能下地干重活，一干就出汗、感冒。马深义想过养猪，院子很大，空着也是空着，开辟出两个猪圈，养十头猪，生活或许有些改观。但他没有钱，也没有开辟猪圈的力气。
免费发放的治疗艾滋病的药物，马深义说他吃不惯，一吃胃就不舒服，吃了10多天就停止了。
他静静地坐着，天，慢慢黑下去了。
妻子雷妹之死
2001年，夏天来了。
村子东边临着田野的一栋屋子里，低矮的平房，凌乱，暗淡。门口胡乱拉的几条绳上，挂几件破旧的衣裳。寂静中，整个院子和整个屋子透露出一种不安。
“娘哎，我的娘啊！”雷妹凄凉地叫喊着。她躺在墙角一顶蚊帐下的箩筐里。雷妹在呼喊中爆出令人心悸的大笑。马深义在一旁蹲着：“雷妹！雷妹！”
雷妹踉跄地走到桌子前，点上一根白蜡，又燃上一把香，对着墙弯腰求拜：“我的山神啊，你饶了我吧！”
马深义握着雷妹的胳膊。“只想吃饺子。”雷妹说，依然闭着眼睛自语。“我心里不得劲，我心里难过，我心里难过！”马深义瘦削而黝黑的脸对着雷妹，一声长长的叹息。
马深义蹲在地上给几个月大的儿子马占槽换尿湿的裤子。马占槽目光黑亮。他还不会叫爸爸。
马深义把药放进小勺里，用手指搅拌几下，轻吹几下热气，喊着“甜甜甜”，哄马占槽喝下去。马荣开始和爸爸撒娇，哭丧着脸对马深义说：“肚子疼。”
马深义边给马占槽穿袜子边回答马荣：“肚子疼给你捣个氟哌酸。”
HIV早就在两个孩子身上作怪了。孩子吃什么拉什么。
雷妹精神好了一些。雷妹说，“我这辈子也没想法，只想有吃的有喝的有穿的就行，我的想法就这。现在我的想法是啥呢？让我死了，孩子好好的。让他们成个人立个家，现在想法就这。”
一说到现在，雷妹开始自言自语，突然间瞪大眼睛，张开双手，作了一个张牙舞爪的动作，嘴里恨恨地喊出一个字：抓！
坐在一边的马深义，把头斜靠在墙角，悲切无声，看着这一切。
2001年的大暑在一片知了的喧嚣中到来。
雷妹嘴角溃疡，老了很多，整个人非常委顿。她希望能照个照片，放大，放在那里准备着，死了以后放在桌子上，留个纪念。
“要不小孩子长大以后望他妈，连个照片都没有。”
马占槽在门口的廊上欢快地爬着，他不知道在道路上，他的生命突然就会被拉走。雷妹的亲兄弟因为艾滋病刚刚死去。
雷妹拿起一杯水喝，马占槽伸出小手也要喝，雷妹给儿子喂水，“喊我妈妈，喊妈再喝。”马占槽静静地看着母亲，没有开口。
2001年秋天，雷妹病情恶化。已经从箩筐里转移到板车里，为了到村西头的卫生所打针图个方便。
雷妹已经完全变了个样子。马深义把雷妹躺的板车推出屋子，放在院子里。秋日傍晚的阳光打在马深义棱角分明的脸上，他看起来非常坚毅。马妞抱着弟弟在旁边看着妈妈。
这一年秋天，马占槽学会的第一句话是“爸爸”，他会喊爸爸时，雷妹已经不认得儿子了。
中秋夜，孩子们还是给家里带来欢笑。马荣拍着手唱起了自己的儿歌：“圆乎乎的月亮，飞跑呀，有一个飞机去天安门……”
餐桌上，一个菜和几碗汤汤水水的饭，雷妹也在餐桌旁强守着参加团圆饭。支撑不住了，马深义把雷妹扶到箩筐里坐着。
霜降的时候，雷妹死了。雷妹始终没有听到儿子叫“妈妈”的幼稚声音。
“雷妹，就这样你走了。咱这几个小孩咋弄呢？连我都不管了？唉，咱这小孩咋弄呢？你走了，衣褂谁做呢？”就像雷妹还活着，马深义和她轻声商量。
早晨，一家四口戴着白孝坐在门口，马深义抱着儿子，望向远远的天空。
马深义在大雪中，又独自去了一趟雷妹的坟前。他蹲在雷妹坟前，久久不起。
活着就是我的人生意义
孩子们一天天地在马深义身边快乐地笑着成长。马荣懂事了，在学校成绩一直很好；马占槽越来越可爱;马妞的成绩也很好。
2004年11月21日晚，邻居去他家玩，他说，他感到莫名其妙的紧张和悲伤。他重复说，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让自己多活一天，多看几眼孩子，能够尽最大的能力交代好后事。“我不知道我们一家谁先死，他们的一切我必须来安排――哪怕我先死哩。”
2004年，马深义，一个拥有短暂生命的汉子为了家庭做的一切，为了保持几个小生命生存的细微而普通的故事，感动了中国人、美国人、欧洲人。他被视为是一个英雄。
雷妹在等待一家人，到天堂和她见面。在那里，也许仍然赤贫，但他们，不再有艾滋病。
（《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13期江华等文姜晓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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