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兴和：对乡邻的良知顾盼
朱兴和：上海师大硕士研究生在读
巨大的生产车间里，昏黄的烟尘弥漫着。朱兴和用双手不停地触探着往前走。他喊：“大哥
接近午时的阳光白花花的。堂哥们站在朱兴和面前，穿得破破烂烂，都不戴口罩，头上，眉毛上，鼻子上，全身上下都是白色的粉尘。一刹那，朱兴和心酸起来。
这是1998年，朱兴和还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读三年级。暑假，来到江苏太仓市看望在酒精厂打工的堂哥们。他们的工作是，将稻秆等植物晒干后，送到粉碎车间把它们榨成碎沫。
和堂哥们一道来的还有许多乡民和亲戚。中午休息时，大家端着白米饭，就着很潦草的菜，蹲在厂门口笑呵呵地吃饭。
匆匆告别堂兄们后，朱兴和掉下了眼泪。
朱兴和，来自湖北省麻城市张家畈镇邓家山村。这里是丘陵地区，地薄人稀，每人只有几分地，没有任何工业。年轻人包括妇女都出去打工，老人和小孩留守村里，哪怕田地抛荒，他们也宁愿去外地漂泊。
因为家里只有朱兴和一个小孩，他才得以勉强读了大学。伯父家有六个孩子，几个堂兄妹都没完成小学就出去打工。上世纪90年代初，打工潮刚刚开始时，他们还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后来，工作就越来越难找了。
从1995年考上大学开始，朱兴和已经离开家乡10年了。其间，大学毕业后，去杭州做了两年高中老师后，觉得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于是又考了硕士研究生。
在村里，少年时的朋友们对他特别疏远，敬畏。仿佛当年鲁迅见到童年伙伴闰土后，被叫老爷般，朱兴和很难过。他开始利用寒暑假做农村调查，写下了数以万计的调查报告。那些文字记载着今日中国农村的缩影，记载着一个农家子弟走进城市后对乡邻们的良知顾盼。
李岩：典型的“城市农民”
李岩：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管理软件分会副秘书长，支点网总裁
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煤矿技术员，戴着安全帽，穿着深水靴，整天从数十米深的矿井里爬上爬下，拿一个铁锤敲敲打打；或者混在一帮闲人堆里用纸牌打发时光。很多次，他使劲搓掉身上的煤尘后，问自己，难道要一辈子在这黑咕隆咚的矿井里进进出出吗？
1996年夏天，这个叫李岩的大学生终于没有扎根在他的农村，悄悄地去了北京。那时，他已经30岁，有了老婆和孩子。
刚来北京，一家三口人住着六七平米的小平房，房子内又潮又湿，地下经常漫着一层水。房子太狭小，孩子受不了，夜里老哭，搞得隔壁的一个高中生家长找到房东，要他搬走，原因是影响人家的孩子学习。
第一个月，他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找工作，最后竟然被一家软件公司录用。“当时，我可是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懂。连电脑都不会开，软件就更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应聘的时候，老板让写一篇作文，我就写了一篇，结果稀里糊涂就进来了。”
就是这家软件公司改变了李岩的一生，此后他辗转数家软件公司，干过市场策划、销售、宣传等多种职位。后来做了两年某IT报纸的专业记者。
2002年3月，李岩卖掉了刚在北京买到还没入住的新房，开创了支点网。经过他的苦心经营，这家致力于企业信息化建设的网站，从刚开始的2人发展到了数十人，资产也从创业初的10多万发展到了1000多万元。
而此时，山西省乡宁县光华镇坡头村，李岩的家乡，这个坐落在高高的山顶上的村子里，人们依然靠下雨种田，天一旱，就没收成。
对许多老乡来说，李岩是他们在首都北京惟一认识的人。老乡们一到北京，衣食住行就都得由他负责，很多时候还要做专职导游。近几年，光长城李岩就去了十多次，都是陪老乡去的。
李岩以前的房子只有50多平米，但经常扮演着“大使馆”的角色。最多的时候睡过10多个人，床上床下，到处是人。更早前，住8平米的房子时，到他家吃饭的老乡最多时有16人。大家都从老家来，虽说是来游玩，但能省一点是一点。
因为看到太多老乡孤立无援时愁云惨淡的面容，2003年8月，李岩和北京的几个朋友创办了第一个山西人的网上家园―――“汾水京华”，网站现在已吸引了1700多名老乡注册，成为大家互相帮助的平台。
2004年5月19日，李岩和他的老乡又开了一家山西风格的酒吧――“杏花村”，这家酒吧经常组织大家一起唱山西民歌，一起追忆山西古朴的乡村，以及那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民们。
城市化催生“望乡”人
从乡间来，在城市里拥有体面的工作。这样的人，越来越多。随着中国城市化步骤的加快，农村出身的城市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并且惟其多，他们具备了由一个小群体发展为一个阶层的前提条件。
由于中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而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从长远来说，户籍一定要放开。”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很重要的推动力就是城市的房地产。眼下，中国中部地区房子空置率超过了30%,也就是说，100所房子就有30所是空的。人去房空，去了哪里？――城市。越来越多的外地人让城市里的房地产空前地热了起来。
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大概是38%，这其中包括一年中有半年在农村生活的1亿民工。
中国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是改革开放初期，有1亿左右的农村人通过正式渠道，考大学和当兵，稳定地转移到城市，成了城市人。现在，这一批人正当20岁出头到40岁左右，是中国城市里的中坚力量。他们大都有较好的文化教养，占据着比较重要的社会位置，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下社会的话语倾向。
这批人按年龄大小，所从事的职业有着很明显的分布特点：40岁左右的人中，从政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比例较大，30岁左右的做媒体、医生、律师等职业者很多，而20多岁的，还在不断地深造或在市场中作跳槽状，职业状态更自由。
城乡差距使乡愁更愁
虽然，他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关注乡村，但说到底，就是城乡差距逐渐拉大的问题。而这，已不是仅靠关注就能解决掉的。
朱兴和觉得自己是一个面对家乡无能为力的人。当初被亲戚朋友寄托的“改变他们现状”的期望，现在根本就实现不了。他硕士学的是中国古代史专业，马上就要毕业了，但仍感觉自己能力太微弱，对乡民爱莫能助。
经过深入的调查，朱兴和说，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悖论：一方面，即使经济保持较为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并不能从中受益；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一个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社会中大部分人必定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
清华大学教授李强在一次演讲中说，今日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仍然是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同处在一个历史时期，既有非常原始的农耕社区，也有达到欧美水平的后工业化发达社区。
以城乡居民的消费差异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城乡经济差距指标为2.2 2.3倍。但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的2.8 3.0倍左右。到90年代中期，差距扩大到3.3 3.4倍，21世纪初叶，两者的差距更扩大到了超过3．5倍的水平。
教育与出身
二十几年来，城市里的农村子弟越来越多。他们在农村没有土地，他们的亲人在农村耕种着承包田，但也没有一种完整的地权。他们在城市拥有一份体面或不体面的职业，却大多没有户籍。于是他们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吃着锅里的，又想着碗里的。成了一个惶惶不可终日的族群。古诗云，“茕茕白兔，东走西顾”。说的也许就是这些人。
在任何时代，都别去梦想最贫穷的阶层也有发言权。但重要的是最贫穷的那个阶层，能否将它一部分子弟源源不断的送进主流社会。
但怎么送呢，最初的道路就是读书。如果说一个来自乡村的、具有草根情结的社会精英阶层，对未来的社会转型富有价值。那么这个阶层的形成其实与市场化关系不大，主要是传统的高考及人事制度的产物。当然也和市场化早期的遍地机会有关。但一个令人可悲的趋势是，尽管农村把它越来越多的子弟送往城市，但农村子弟进入社会主流的能力已经明显下降。
这是90年代末以来推行教育产业化、取消重点中小学按分数招生的恶果。分数，本来是农村孩子经过努力惟一可以得到的稀缺资源。但在反对高分低能的名义下，分数的地位开始被金钱取代。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读不起大学，或从一开始就读不起质量高的小学。
市场的门槛也越来越高，尽管无数人在城里奋斗，但读书受教育低却能成为财富精英的可能也在急速下滑。
今天，各种社会精英的队列中，绝大多数人来自乡村。北京的教授没有几个是北京本地人，上海的编辑也没有多少上海人，甚至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资本家，也没有几个来自大中城市。不难预料，如果目前的教育状况持续下去，来自农村的城市精英阶层，这一概念在不远的将来也许就会消失。 《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第45期 李径宇 童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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