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将至，我们特意向读者介绍一些高寿老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愿老年朋友生活美满，健康长寿！
―――编者
何兹全1911年生于山东菏泽。何家是当地的大户，但到他父亲时家境已近贫寒。由于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所以从小就受到父母的宠爱，没吃过苦，也没挨过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因此养成了心地善良，不愿争斗的性格。
他的母亲是一个善良、慈祥而又随和的人，常常帮助邻里乡亲，从来不和人斗嘴闹气。何兹全说自己与世无争，与人为善，还有点软弱的性格多是受了母亲的影响。他的父亲生性刚烈，为人正派，这也影响到了何兹全。小学时，语文老师给他们讲“忠、孝、仁、义”，这些做人的道理在他的心灵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步入社会后，他的朋友各式各样，有跟着蒋介石去台湾的，也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而他的政治思想，为人处事等始终持中庸态度。他说：“我就是这种性格的人，进步，但不过激。”
关注北伐战争，走上史学研究之路
1926年末，少年懵懂的何兹全参加了国民党。他说：“当时自己对国民党、对政治理想以及对三民主义等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我从小就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非常关注国内形势和北伐军的胜利发展，北伐军胜利的消息常使我兴奋不已。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我加入了国民党。”对北伐战争等社会问题的关注，促使他后来走上了历史学研究的道路。1931年，何兹全考入了北京大学，先进政治系后转入历史系。
一辈子不忘情国家
大学毕业后，何兹全曾去日本留学,不到一年就回国了。回国后他与友人合办了一个以乡村小学教师为对象的刊物《教育短波》，艰难度日。他的老师傅斯年先生邀他回史语所，才使他重新做了学问。
1947年5月，何兹全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新中国成立后，摆在何兹全面前有三条路：回祖国大陆;留在美国;去台湾。因为他的老师傅斯年先生以及史语所都已随国民党撤往台湾，连他的书籍等物品也都被带了过去。而他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学院已经取得了研究员的职位和待遇，可以轻松地留在美国。但他毅然选择了回国。他说，是“祖国”两字的神圣力量把我这游子召唤回来了。何兹全说：“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数生来就是爱国的，关心政治的。我也是这样的人，无能而又爱国心不死……很想为国家为人民作点事……一辈子做学问，一辈子不忘情国家……自誉‘爱国一书生’”。
正是这一腔的爱国热血，使他在抗美援朝期间，毫不犹豫地把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大约20两金子捐给了志愿军。多年来他和夫人生活简朴，从无奢华，却多次为灾区捐款，为贫困学生解囊。在他们金婚纪念日时，何兹全用笔给夫人画了几十个钻戒作为金婚礼物，他还风趣地说这才叫情谊无价。勇于坚持学术观点
毛泽东指出周秦以来中国就是封建社会，而何兹全却提出“汉魏封建说”。他说：“1934年我已有此认识。我认为中国是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才进入封建社会的，战国、秦、汉是中国的古代社会，商、周是由部落、部落联盟，到国家、阶级社会的过渡时代，至多是早期国家时代。到了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我又发表了上述观点，也很提心吊胆，担心不定何时就会遭批判。实际上，这只是我的研究成果，是否正确，还有待于历史评定。我只能说我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接近历史的真实。”不过好在最终他并没有因此而遭批判。
何兹全对自己的学术评价是“贫乏”但“不浅薄”。他说：“比起老一代的学者来说，我们这一代人（指建国时三四十岁的人）历经军阀混战、日本侵略、国共战争等，无时不在动乱中。比起我的老师傅斯年等人十几岁时就通背前四史、通背《十三经》那就差的太多了，所以我认为自己是贫乏的。”因“我较早地接受了辨证唯物史观的影响，对自己在学术上的评价是不浅薄。和我的同代人比起来，我的聪明、才智、读书都不如他们，但我的思想方法是辨证唯物史观，这就好比虽然我的武艺不如他们，但我的武器好，我用的是机关枪，它可以使我的战果不比别人差太多。所以我说自己不浅薄。”
何兹全自我评价在聪明才智上只能算是个中人，是中等之才，不是个有才华的人。
《纵横》2005年第1期梅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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