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文是前进汽车修配厂厂长。修配厂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城郊结合部，紧邻北京至哈尔滨的102国道。生意兴隆时，每天待修的车辆达二三十台，把院子挤得满满当当。如今，汽车修理用的工具已不见踪影
这里还曾是“葫芦岛市交通事故救死扶伤联合会”。从1999年5月11日成立至今，该联合会已无偿救助过317人。“那时忙得像打仗，一拨人拿着千斤顶、撬棍撬开撞在一起的车辆，一拨人忙着把伤员送往医院。”64岁的李树文回忆起从前，神情黯然。
李树文既是修配厂厂长，又是交通事故救死扶伤联合会会长。在他记忆中，有个场景永远抹不去：一位已不能说话的司机举着鲜血淋漓的手，匍匐在地上求救，而旁边围观的人群没一人上前援救。李树文让工人把伤员送进医院，事后，又把死者送往殡仪馆。后来他得知，假如那人早点送医院，也许就不会死。一个朦胧的念头在他意识中萌生。
李树文从小父母双亡、吃百家饭长大。早年曾在河北、黑龙江从事个体经营，积累下百万家产。1993年，他回到家乡创办了修配厂。6年前，李树文被确诊为肝硬化晚期，他感觉所剩时日不多。“如果大难不死，我一定要做好事，回报社会。”成立“联合会”的想法，就是此次在病床上形成的。李树文盘算，修配厂一年能挣三四十万元，救人不影响家庭生活。
他一出院，便把自家的三辆汽车喷上鲜红大字 “救死扶伤交通事故义务施救车”，并分别配有担架、止血袋等物品，为司机配备了寻呼机。汽车每天从修配厂出发，沿102国道巡察。
1999年5月11日，“葫芦岛市交通事故救死扶伤联合会”正式挂牌。联合会规定，救护队员三四人一组，3辆汽车，24小时轮班在102国道和葫芦岛市主要路段巡查。鼎盛时，救护队员多达26人，专用救护汽车4辆。“我们睡觉时把迷彩服放在身边，半夜一有情况抓起来边穿边往外跑。”曾做了两年救护队员的曹小班，说起那段紧张的日子仍兴奋不已。
有一天，一起重大车祸，车上三人全部受伤，车上还装有价值30多万元的货物。为救护伤员，看护货物，李树文指挥20名工人分头行动，直到把500多箱货物全部运到汽修厂，他才放心离去。
可是，联合会开张仅3个月，就有人开黑枪射穿了联合会办公室的玻璃；年末一天夜里，联合会的14块窗户玻璃被砸得粉碎。这期间，李树文还屡次接到恐吓电话,威胁说：“老东西，交通肇事的事你少说。你小心点！”“大约是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吧。”李树文半吞半吐地说。因为经常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李树文掌握事故的真实原委。进行交通肇事责任认定时，作为证人，他常常成为事故双方争夺的利益砝码，他的如实报告，也常常惹恼个别交警。
尽管李树文对这些“小动作”嗤之以鼻，但影响显而易见。2000年下半年后，“联合会”难以为继，连续3个春节，李树文一家要靠民政部门发放的米面过年。他曾为“联合会”订立了“三不原则”：不拉赞助，不募捐，不收会费。显然，他想简单了！“联合会”的窘境曾引起市有关领导的关注，要求“交警部门要为前进汽车修配厂安排维修车辆，保证该厂每年获利15万元，从而保证救死扶伤联合会正常运作”。但事实上，这些意见并未落到实处。
从2001年起，李树文已是负债救助。“那两年，几乎天天有债主上门催债。”救护队员曹小班说，这位大学毕业主动投奔联合会的女救护队员，在“联合会”工作的两年中，正遇上最困难的时期。她每月工资400元，但经常只能三十、五十地发在她的手里。她记得，有一次李会长咳嗽得止不住，他边掏钱边对妻子说：“买点药去，别买贵的。汽车没钱加油了。”
艰难地捱到2003年10月，负债65万元的“联合会终于被迫关门。为了尽快还债，老伴儿随他在河北整整打了一年工，但至今还欠着30多万元，所剩的只有3辆破旧救援车。可李树文刚回到葫芦岛，又张罗起买车救人的事了。老伴儿数落起来：“他没救了！救人成瘾了。”“我一个农民算什么？社会给了我这么多荣誉！”李树文回敬老伴儿一句。在他简陋的办公室兼宿舍里，挂满了被救人员送来的锦旗，摆满了各种获奖证书。他还分别是2000年“葫芦岛市精神文明标兵”、“辽宁省学雷锋标兵”。这些荣誉，对他来说，“比生命还重要”。
李树文说，“我就是要让那些只认钱的人知道，到底什么是道德！”
（《中国青年报》2.16 刘万永／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