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科举非恶制也
清末以来，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科举”是一个贬义词，科举制则是帝制时代一种腐朽落后的、扼杀人才的取士制度。长期以来，科举制多是作为批判的对象被介绍的。然而，一般人可能不知道，自科举制废止之后不久，就开始有人提出为科举制平反。而且，这种
最早提出为科举制平反的著名人物是戊戌变法时期极力批判科举的梁启超。1910年，梁启超说“科举非恶制也”，他不仅认为科举不是一种坏的制度，而且还认为“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另一位在科举废后不久却赞美科举的伟人是孙中山。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在各种场合一再称赞中国古代考试的公平性，强调考试在政府选任官员中的重要性。孙中山的观点导致了后来民国考试院的建立，实际上是科举制的复活。
考试选才优于世卿世禄与察举推荐
有学者认为，须重新认识科举制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不应将科举制的功能和具体内容相混淆，就制度本身而言，科举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科举制虽诞生于古代中国，但其平等择优的原则具有一定的“现代性”，其公平竞争、广泛参与、惟才是举的思想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制采用的考试选才办法要优于世卿世禄制和察举推荐制。由于科举制的废除，中国官吏人士裁判制度实际上倒退到科举制以前诸形态。
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
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最终于1905年9月被正式废止，此前一年（1904年）举行的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会试就成为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科会试，该年7月举行的殿试中录取的进士成为1300年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
1904年会试第一场考中国政治史论五篇，试题内容灵活多样，体现出命题官员注重现实、着眼改革的思想。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都是关于当时内政外交的重要问题。第三场考《四书》《五经》义。这些说明科举制已从古代选士考试制度向现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型。
总体而言，由于末科进士出身者文化素养较好，事业起点也较高，做出成就者还是多数，在政界和文化界尤为突出。
（《书屋》2005年第1期《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