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对于备受关注的少年留学生只有耳闻，没有目睹。不断听说身边有同事、朋友将刚刚读高中（甚至更小）或高中毕业未考上理想大学的孩子送到国外上学的消息
租房结识中国少年留学生
认识宁馨是因为我们打算找人分租房子。丈夫在剑桥大学要做一年的访问学者，我带着4岁的孩子过去陪读，为了孩子玩耍方便，我们租了一套上下两层的大房子。房租在我们的日常开销中所占比例较大，于是丈夫和我决定将楼上的两间小卧室出租。丈夫觉得宁馨也许就是我们想找的合适的合租伙伴。于是将电话打过去，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宁馨。
宁馨是我们到英国后认识的第一位中国少年留学生，后来通过宁馨我们又认识了不少像她这样年龄的中国留学生。宁馨年方18，来英国三年多，目前已被剑桥大学录取，正等待9月份入学。宁馨一点都不像我们头脑中原有的关于学数学的理科孩子的印象。她人很成熟，英语流利，谈吐大方，善于表述，活泼热情，一见面我们就喜欢上她了。
我们很快就知道了宁馨的身世。宁馨的父亲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最早开始经商的那批人，得风气之先，很快拥有了万贯家产。不幸的是，90年代中期，父亲遭遇一场车祸突然去世，留下宁馨、弟弟和妈妈。妈妈不懂经营，变卖了丈夫留下的产业，决定用这笔钱投资孩子的教育。宁馨到英国后，先是被送进一所私立女子学校，在那里，有严格的校规，也有昂贵的学费。接下来在剑桥上了一年的A－level后，宁馨向她心目中期待已久的剑桥大学迈进。第一次考试并不太顺利，宁馨没有如愿以偿;第二次，宁馨如愿了。
我们分享了有关她的故事，但很快我们发现宁馨也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宁馨的男朋友―――一个已经在新西兰留学两年的少年留学生两天后就要来英国读A－level，她希望能租下我们的房子，因为她一方面也没有太多时间再去找其他的房子，另一方面，经过一番交谈，她觉得跟我们很谈得来，如果和我们住在一起，一定会“获益匪浅”。她打算用进剑桥大学前的半年时间好好督促男朋友读书，将来也一起在剑桥上大学。我和丈夫都没有想到宁馨有男朋友，而更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她所做的这个要陪男友读书的决定。更确切地说，宁馨的这个决定带给了我们某种隐隐的震惊。宁馨给我们讲了有关她男友的情况。
宁馨和她的男朋友
她和男友是在朋友的一次聚会上认识的，宁馨说，当时“对他迷得不行”。男友比宁馨大两岁。在宁馨看来，她和男友走到一起除了对男友谈吐的着迷，事后回想恐怕更多的还有一种同病相怜。男友原本家境殷实，父亲是南方的富商巨贾。半年前，宁馨认识男友时，男友的母亲身患绝症已经到了晚期。虽然只见了一面，但宁馨深得男友母亲的喜爰，临别前，这位风中残叶般的母亲拉着她的手说，儿子只有和宁馨在一起，将来才会有出息，并要宁馨答应她，一定要帮助儿子。
不久，男友的母亲去世了，他父亲除了失去爱妻的痛苦，还为治病花去了一笔不菲的费用，不久又因为投资的失利，一下跌入了事业的低谷。宁馨则一直恪守着自己的承诺。她曾利用入学前的这段空闲时间，飞到新西兰陪男友学习。她陪他上课，替他整理笔记，讲解他遇到的疑难，辅导他的学习。
那天晚上，宁馨走后，我问丈夫要不要把房子租给她。说实话，在国内时我们只是偶尔从媒体中了解到有关少年留学生由于不能适应国外的坏境，备感孤独，早恋现象并不少见这类新闻，没想到初到英国竟然遇上了活生生的事例。
讨论良久，丈夫决定还是把房子租给宁馨。于是，两天后，宁馨带着男友和一堆行李搬了进来。
宁馨的男友除了上课之外，在家的多数时候只是呆在他们自己的房间。宁馨偶尔陪男友到学校，每个双休日则到一家酒吧做服务生，后来还到一家书店做服务员。男朋友那阔少的恶习难以一日除净，他总是出手阔绰，家里由小姑妈严格按事先约定寄给他的钱总是在月末以前花得精光。“不就是钱吗！只要他好好学习，我打工供他……”宁馨这么说。直到有一天，宁馨发现自己的信用卡上被男友“刷”出了一大笔亏空……
他们一次次分手―――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末了又一次次牵在一起―――因为稍后更多别的理由……
宁馨的一笔账
说起还在国内上中学的弟弟时，宁馨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我能决定，坚决不让弟弟这么小就出国。除了自己的切身感受，我知道让宁馨产生如此想法的肯定还有她认识的一些朋友的境遇。这是一帮出入剑桥的娱乐场所、网吧、商场、餐馆多过教室、图书馆的学生。他们中有好几年不进教室，将父母寄来的学费用于“搞到一份文凭”的；有到英国不久，频繁租好房子、一年换了两次新车的；有频频变换异性朋友，整天沉迷于爱河的；有到英国几年却讲不了几句流利英语的（宁馨说她认识一个整天待在家里上网、只上中文网站、只和英国的中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孩子）；有花掉了父母省吃俭用攒下的学费，没钱租房子、靠在朋友那里四处借宿的；还有上赌场输光了所有的钱，不得不投靠本地“老大”的……
宁馨曾算过一笔账：像她这样高中开始到英国留学，学费加生活费，一年大约需要人民币50 60万（而她所认识的朋友中一年花掉100万甚至更多的也大有人在）。这还不算一些额外产生的其他费用，比如当年宁馨第一次签证未通过，妈妈托人找关系，后来花3000英镑（相当于人民币4万多）打通关系，第二次签证才顺利获得。据粗略计算到现在为止，几年中妈妈的投入已近200万元 这还不包括宁馨进入大学以后四年中将要花费的费用。
别被热闹的“留洋”景象蒙蔽
宁馨有一句话让我一直没法忘掉 “有问题的家庭才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这话虽然带着孩子的偏颇，但我能理解，因为这是她所认识的一群朋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多数父母由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间不允许等多种原因，从未到过英国，有的虽然到过国外，但并未与孩子建立真正的交流，对于孩子在国外的真实生活状况，这些父母所知甚少，有的甚至了无所知。他们多数只是通过电话与孩子进行交流，有的母亲在电话中说得最多的话永远是“要好好吃饭”。
一位曾培养出两个孩子到德国和英国留学（都拿奖学金）、每年用半年时间到德国、半年时间到英国陪读的母亲曾告诫做父母的：如果你的孩子在国内并不出色，到国外后却在电话中频频告诉你“一切都很好”，那你一定要小心。这是一位有经验和负责任的母亲，几年的陪读生活让她了解了孩子在国外求学、生活的沟沟坎坎，她知道什么时间孩子最需要父母的帮扶，什么时候孩子可以放手单飞，但是她也为此付出了大把大把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生活中有多少父母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当其他的母亲羡慕地向这位母亲求教如何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时，这位母亲的第一句话总是：到国外读书很艰苦……她希望自己的这种低调能够让其他的父母保持应有的冷静。
我认识的另一位母亲的做法则近乎“勇敢”了。为了15岁的女儿在剑桥的生活，她辞掉了在国内报酬优厚的工作，留下丈夫在国内打拼，自己则带着女儿来到剑桥安营扎寨。在女儿几次因为坡高路远而在上学路上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后，她毅然买下一辆二手车，每天接送孩子。我至今无从知道原来英语并不太好的她，是怎样在短短的几个月内通过英国严格的考试、拿到英国驾照的。她利用租来的房子办夏令营，还不放过可能的打工机会。她说，决定来英国，就是决定和女儿共同成长的。
我们了解到的台湾家长们的做法之一，就是自发地结成一个家长会，每年派一个监护人来剑桥监管所有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这种办法开销其实也不小，做起来也还是有些问题，但毕竟通过这一个轮流坐庄的监护人，远在台湾的家长们能够牵得住飘在剑桥的这些“小风筝”。
我们回国以后，宁馨假期回家，来北京看我们。终于，我们得知了她亲口告知我们的一个好消息：她“终于从噩梦中醒了过来”！他们的爱情画上了句号，他们之间的“战争”也停息了。如今她已在剑桥上大一。“日子过得很平静，也轻松，有几份惬意。”
宁馨今年回国，还到清华、北大看望了昔日同窗好友。这是她第一次走进北京的高校。高校的一切让她备感兴奋和新奇。她没想到国内的高校有这样好，她甚至开始和妈妈提出想回国上大学的想法。“在北京上大学真好，我真的想回北京来念书！” 《家庭周末报》3.30婴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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