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25岁的我从中国科学院被押送到劳改农场。农场有一套《鲁迅全集》。《呐喊》、《彷徨》等，都被别人抢去看了――只有那上下两册《鲁迅日记（1912 1936）》扔在角落里。我就在冷而又冷的角落，自学这《鲁迅日记》。
沉沉的两大本，那是多么枯燥、琐碎、乏味的流水账啊！记得鲁迅自己描述过：
百无聊赖之际想：也罢，我正好是学数学出身的，就来查查鲁迅的账吧。首先注意到鲁迅每年都买很多很多书，这是我最羡慕的！鲁迅爱逛琉璃厂、淘古董字画，爱吃馆子、摆酒席，孝敬老母，资助亲友，晚年经常带全家乘出租车看电影……但那么大的开销，需要多少钱啊？
中国文化人，一向出于清高“耻言钱”，然而鲁迅在1923年“娜拉走后怎样”的报告中，一针见血挑明――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鲁迅这24年来的钱来自下列四方面：公务员收入、教学收入、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收入、写作翻译和编辑收入。我统计结果：1912年春至1926年夏鲁迅在北京期间，共收入银洋41024元1角，月平均245元；1926年夏至1927年秋鲁迅在厦门和广州期间整一年，共收入教学费国币5000元，月平均417元；1927年秋至1936年在上海期间共收入国币（法币）70142元4角5分，月平均674元。那么，根据历史资料换算，1912年一块银洋约合今人民币40元，1927年1元“国币”约合今35元；1936年1元法币约合今30元。也就是说，鲁迅24年的总收入相当于今392万元人民币以上。
鲁迅依靠自己挣来足够的钱，超越“官”的威势、摆脱“商”的羁绊，坚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这使他成为文化人的榜样。（《杂文选刊》2005年1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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