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盟名誉主席费孝通因病于2005年4月24日逝世，享年95岁。
献身社会学
1910年11月，费孝通出生于江苏吴江一个重视学校教育的家庭，4岁进入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教育。
1928年，费孝通入
1936年，费孝通去英国留学，两年后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费孝通回国后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费孝通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
《江村经济》问世
1935年12月，费孝通来到江苏吴江开弦弓村休养疗伤。在村里人眼中，这个学生与众不同：他拄着双拐在街巷里串门访户，走田头，进工厂，坐航船，观商埠，不时在笔记上做着记录。
1936年秋天，费孝通赴英留学，他把在开弦弓村的所见所闻，整理并汇集成册，完成了他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他的导师马林诺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
《江村经济》很快成为欧洲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步入世界人类学著名学者行列，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里提出了一个创造性观点：以恢复中国农村企业（副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他总结为“人多地少，农工相辅”。
但费孝通的观点在当时受到了激烈批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热衷于效仿西方“大工业、大城市”的学术界，没有在农村“副业”上看到任何积极因素。
《重访江村》惹祸
21年后的1957年，费孝通再次来到开弦弓村。在《重访江村》中，费写道，许多老婆婆在岸上和他打招呼，拉着手不肯放。但见面的热情很快被现实的问题打断了，老婆婆说：“好是好，就是粮食……”
费孝通调查发现：1936年水稻平均亩产350斤，合作化后，1956年达到了559斤，农业增长60%，但从村干部里那里得知，有人感觉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了。他毫不含糊地提出了自己的判断：问题出在副业上。“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1956年却不到20%。”总起来，农民的收入是下降的。
《重访江村》里，费孝通对当时提出的“农业四十条”提出了质疑。1957年6月1日，《人民日报》正面报道了费孝通重访江村的主要观点：要增加农民收入，光靠农业增产是不行的。但转眼间，费孝通被指责为“恶毒攻击政府忽视副业生产”。他因此饱受了人间屈辱。直到1981年，他没发表过任何学术作品。
《三访江村》传播苏南模式
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他发现：30年代见到的养羊和养兔，已经成为家家户户经营的副业，家庭副业加起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他经过调查又写出了《三访江村》此后，他多次走访江村。
费孝通认为，在农业经济的新结构中，发展前途最大的还是工业。他在学术界第一次对苏南自发出现的“草根工业”给予高度评价：苏南有些地区农村用在工业上的劳动力已超过了用在农业上的劳动力。这样的社区称为农村显然不太适合了。
费孝通的乡村工业观点引发激烈交锋：乡村工业被指责与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就此问题，当时主管工业的副总理曾责令国家有关部门专门调查，同样的问题甚至被提到全国人大上争论。
费孝通认为，苏南出现的这些“新人新事”绝非是一种偶然。在随后的九访江村中，费孝通发现：小小的庙港镇上，一次来了100台电视机，每台售价430元，不到半天抢购一空。开弦弓村门前垒起砖瓦准备盖楼的不下60户。为了消除一些人对乡镇企业的误解，他摆事实、算细账。1991年，他在《吴江行》中写道，1980年吴江全县的工业总产值为9亿多元，1990年是59.2亿元，其中乡和村级所办工业占74%，这一比例大大出乎政界的预料。
最喜欢摆事实
社会学有两种研究方式：一种运用资料进行分析，一种是在实地调查，费孝通选择后者。他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也不例外。
费孝通说：学者要用老百姓明白的话告诉他们还不明白的道理。费孝通的著作，每个社会学者都能读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但却没有一个专业术语。
他最喜欢的是把事实摆出来，从不说“你该怎么做”，这让他的观点极易被基层接受。因此，费孝通的“乡镇企业”、“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理论才得以传播。
在开弦弓村，费老是人人皆知的人物，老一代村民对费老因仗义执言而被错划成右派心痛不已，老师家长都会给孩子讲“费爷爷”的故事，教育孩子好好学习。在费老的撮合下，1982年，国家出钱为开弦弓村修筑了一条8公里长的砂石路，连接上了318国道，打破了开弦弓村只有水路与外界相通的历史，加快了开弦弓村村民致富之路。 《新京报》4.26谢言俊文
费孝通和王同惠结婚留影（1935年）
工作时的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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