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观念，一些地方必须支付的“社会和谐成本”存在欠账。
对部分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改革可能意味着利益上的损失和付出。这种损失长期被社会忽视，就会加剧他们的社会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
近年来，“上班无岗、种田无地、低保无份”的失地农民是当前一个数量庞大的上访群
在四川、重庆、陕西等国企集中地区，产业工人由于下岗安置补偿、再就业、养老、医疗等问题得不到解决，采取了过激方式。他们渐渐摸到了政府的“软肋”：造成的影响越大，惊动的领导越高，解决问题的力度就越强，得到的实际利益就越多。一些企业的职工甚至形成了有规律的群体聚集，每月定时闹事，或者不同企业的职工有规律地轮流闹事，向政府施加压力。
随着交通、通讯条件的提高，同类的社会矛盾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出现紧密互动的趋势，这使政府被动支付维稳费用的风险更大，极易造成连锁反应。
一些地方基层政府计算“和谐成本”往往注重温饱的解决，误认为有饭吃，有衣穿就能安抚民众。其实，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追求社会公平、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意识空前提高，群体维权行为日益活跃，他们强烈要求合理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面对复杂利益格局，政府简单的行政命令和“舍小家顾大家”的说教已经难以解决问题。
支付和谐社会成本的重点要从支付生存成本调整为支付发展成本。我国市场经济框架虽然基本确立，但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建立起来。现在，我国以树立科学发展观为契机，主动支付“和谐成本”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为政府主动支付和谐成本提供了物质基础。政府要增加对社会保障、农村基础教育及医疗的投入，使社会财富再分配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望》2005年第2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