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才半年多，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就颁布实施了。为何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拿出这么一部法律？几番周折后，我找到了罗琼。她是原中央妇委委员、当时参与起草《婚姻法》的成员之一。在我的要求下，她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少奇同志布置新任务
1948年9月，解
从东柏坡到西柏坡也就二三里地，转眼间就到了。刘少奇与王光美刚刚结婚不久，住在两间土墙瓦顶房里。刘少奇热情地把她们迎进屋里，请她们吃花生和红枣。在询问了会议情况后，刘少奇说：“再有一年左右时间，我们就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这么个五亿多人口的大国，没有一部婚姻法岂不乱套了？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中央妇委，你们马上着手，先做些准备工作。”
推倒重起好几次
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央妇委立即成立了婚姻法起草小组。由邓颖超主持，成员有帅孟奇、杨之华、康克清、李培之、罗琼、王汝琪。中央妇委借用了东柏坡老乡两个小院，前院两间土屋，办公用；几位大姐和工作人员，住后院两间土屋。
起草小组成员中，真正学过法律的只有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的王汝琪。她们首先派出工作组对婚姻问题进行专题调查。调查表明，当时在已解放的地区，婚姻案件占民事案件的比例很高。
邓颖超说，土改在改正成分时，有些农村拿“破鞋”作为帽子加在一些妇女的身上，或者拿“破鞋”作借口剥夺她们应得的土地权。比如有一个不大的村子，就有80多个妇女被划为“破鞋”，加上这个帽子剥夺了她们应得的权利，甚至连她们的婚姻自由、选举权被选举权都被剥夺。可怕的是，我们的一些干部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加以区别。究竟什么样的叫“破鞋”呢？只有专门以卖淫为生活来源的少数妇女，才能称为“破鞋”。至于在农村中，贫雇农娶不起老婆，靠上一个女人；有的妇女守寡多年，靠上一个男人帮助干活，这些都应加以具体的区分。
有些同志谈到，一些地方在土改中干涉婚姻自由，甚至命令所有寡妇一定要嫁贫雇农光棍，把地富妇女当成胜利果实分配。
每次讨论都是王汝琪作记录，然后她再拿出新整理过的稿子，又供大家讨论。七八个人围坐在炕上，窗外寒风呼啸，屋里却争论得热火朝天。
中央同意离婚自由
当时争论最大的是有关离婚自由问题。反对的人认为，在农村，离婚自由了，必定要触动到一部分农民的切身利益，他们必然将成为反对派。另外，怕进城以后，一些干部以“离婚自由”为借口，另有新爱，把农村的原配抛弃了。
邓颖超则态度鲜明，主张写上“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这一条。她说：我主张这一条。婚姻问题上妇女的痛苦最多。妇女要求离婚，往往不允许，即便在党内也如此。所以“一方坚持要离就让离”是主要根据妇女利益提出的。如果加上很多条件，反而给下边的干部一个控制的借口。当时，坚持这一条的人只占少数。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向北平挺进。《婚姻条例》草案，又经过一番修改。对争论最大的离婚自由问题，中央法制委表态同意离婚自由，理由是离婚结婚自由，是反对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解放妇女的一个基本要求。
草案除少数条文外，多的曾修改30至40次以上。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天下婚姻――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纪事》黄传会著文汇出版社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