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启功先生千万个学生中的普通一员，我深深怀念离去的大师，同时也满怀思索和忧虑――我们的时代还能造就出这样的大师吗？”曾与启功先生有过较多来往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吕启祥接受记者采访时声带哽咽。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认为，我们现在的大师大都产生于百年前的清末民初。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葛剑雄教授认为，要成就一位大师，除了天赋、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态度等个人因素外，也需要良好的客观条件和环境。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能同时兼具这诸多要素，惟其如此，大师的出现从来就是凤毛麟角。社会的物质条件可以逐步积累，并且一定是越来越进步，人文条件却并不必然如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很可能看不到下一位大师的出现。
葛剑雄认为，自己这一代中年学者在求学过程中恰逢各种运动此起彼伏，这是“先天不足”，而在治学过程中又曾受到各种不正确观念的影响，走过一些弯路。至于年轻一代学者，他们的父母则往往无法给予他们足够的传统文化涵养。葛剑雄举例说，西谚有云“三代培养一位贵族”，试想，一对知青父母又怎能对子女的文化底蕴起到太多潜移默化的作用？目前，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极端观念流行。我们往往过于强调竞争，却忽视了对个体的人格塑造和全面陶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葛剑雄同时强调，今天，各学科的学术水平已与一个世纪前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学者即使有启功那样的水平，也不太可能再拥有那样的绝对权威。从这个角度说，学者个人可能很难超越已经远去的大师们，但学术水平的整体提升仍然不可抹煞。
（《中国青年报》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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