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17时12分，101岁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走完了他的百年人生路。
狱内求知奠定经济学大师基础
1904年10月25日，薛暮桥生于江苏无锡县礼社镇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里。15岁那年的一天，正在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初二的薛暮桥听到噩耗：父亲害怕债主逼债，悬梁自尽。半年后
20岁的时候，薛暮桥已经成为当时沪杭铁路车站中最年轻的站长。1927年，薛暮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在杭州被捕入狱。薛暮桥和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张秋人关在甲监5号。面对死亡判决，张依然每天坚持读书五六个小时。
有一天，张秋人把书一扔：“怎么还不枪毙我？”薛暮桥非常惊讶：“既然知道快死了，为什么每天还要读书？”张秋人答道：“我们活一天就要做一天革命工作，在牢里不能做革命工作，就要天天读书。”
这句话对薛暮桥触动很大。回忆录里，他写道：“这是终身难忘的教诲，我一生没有忘记他的教导。”从此，监狱里、禁闭室中，薛暮桥都置若无人，如醉如痴地沉浸在书本里。3年的监狱生活中，薛暮桥学习了世界语、世界通史，但读的最多的是西方和苏联学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些为他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奠定了基础。
牛棚内撰写经济改革启蒙教材
湖北襄樊五七干校一间低矮的营房里，薛小和见到了久违的父亲：疏于生活的薛暮桥把从家里带来的四床被子全都盖脏了。这一年是1969年，薛暮桥65岁。1966年的那场风暴一开始，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薛暮桥就身陷旋涡。
薛暮桥再次用上杭州监狱里用过的办法，趴在办公桌上，旁若无人地孜孜读书。就在这种看似没有一丝曙光的时候，薛暮桥在酝酿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初稿。薛小和去探视父亲时发现：父亲每天收工后，就坐上小马扎，趴在床沿上，一笔一画地写他的书。
在干校完成数稿后，薛暮桥恢复了工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撰写工作进一步加快，1979年8月，这部历时11年的经济学著作在经过7次修改后在青岛最后完稿。12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而此时的学术界正是一片荒芜，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需要一本对全体干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启蒙的教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出版恰逢其时，发行量达1000万册。
突破禁区力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新中国成立之初，薛暮桥即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薛小和说：“从一开始，父亲就直接参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和其他人一样，他也认为计划经济是一个好的制度，并极力想办法做好它，也就是在不断完善、修补之后，他发现了计划经济的制度缺陷。”
在一篇文章里，薛暮桥指出，从1957年到1977年我们搞了整整20年“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这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说得严重一点儿，是空想社会主义”。1980年10月，薛暮桥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说，资本主义“有一点也可以，现在还不可能叫资本主义绝种”。当时，改革的方向正在探索之中，在一份内部材料中，薛暮桥因为强调市场调节而被列为“第四类人”，在小范围受到批评。
老骥伏枥推动市场取向改革
1980年，薛暮桥组建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当时设计每一项改革措施高层就会习惯性地问一问：先问一下薛老怎么说。
1990年，改革进入一个关键时期，保守思想回潮，苏联和东欧的剧变让左的思想找到了原罪的理由：他们认为，苏东剧变是由改革开放引起的。这一年的7月5日，政治局常委邀请一些经济学家座谈经济形势和对策，薛暮桥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苏东剧变仅仅以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解释是不够的。
薛暮桥认为，苏东剧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作彻底改革，而采取零敲碎打、修修补补的改革做法，至多是延迟矛盾的爆发，把国民经济引入慢性危机，而不可能求得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善和同资本主义竞赛的胜利。这一年，薛暮桥86岁。
1991年春，薛暮桥针对可能使改革发生逆转的思想倾向，写就《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从商品、货币、市场、计划、劳动工资、财政税收、银行金融、所有制、企业制度等10个方面进行分析，把多年的改革主张进行了一次综合论述，把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新京报》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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