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不喜欢我我从生下来就被父母放到农村老家，4岁时才接到北京。虽然只与父母分别了短短4年，却造成了我与父母之间的深深隔膜。
我是在
平时我在幼儿园，周末回家是和保姆睡在一起。我的活动范围就在厨房和饭厅，不敢去客厅和父母的卧室。上学后，母亲绝少到我的房间看我，和我说话，父亲更是冷酷。有一次父亲为打我，把死死护着我的奶奶给推了一个大跟头。事后，奶奶默默流泪，母亲却百般替父亲辩解。家里有活动很少带我去。有一次，父母本来说要带我去看表演，后小胖说要去，就临时决定让她去。临出门前父亲看我哭了，返身回来重重抽了我一耳光。母亲站在旁边，也责备我不懂事。
我总是怀念老家的姑姑、奶奶。初中时我回了趟老家，感受到了淳朴炽热的乡情，尽管老家贫穷肮脏，整天吃窝瓜，上厕所时一群群苍蝇往屁股上落，却有浓浓的亲情。返回北京后，几乎受不了家里的冰冷，憋在屋里泪流满面。青春期的反抗
1962年12月31日，初三第一学期，我为申请入团，用刀割破左手中指，表示决心。当时割得很深，血流如注。回到家后，母亲一边包扎，一边训我：新中国的青年有几个像你这样干的？完全是旧社会封建江湖习气！父亲也痛骂我搞旧社会封建帮会那一套，共产党从来不提倡这个！并且冲上来又抽嘴巴，又拿皮鞋踢。
我默默无语，怒视着他们。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气急败坏？我一没偷，二没骗，三没耍流氓，仅仅为申请入团写血书就这么拳打脚踢。
那时我已15岁，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含泪给周总理写信，诉说我为申请入团，惨遭父亲毒打，母亲在旁当帮凶，并揭发父亲在家里大搞法西斯独裁、家长制统治。请他严肃处理马建民。
我是冀中人，看了很多反映冀中八路军的电影后，为家乡的八路军自豪。我回老家时，也见过不少当年的八路军。他们现在都是农民，黑黢黢的，说话有脏字，身上的衣服不那么干净。我被自己家乡的“土八路”迷住了。回到学校也不
洗脸，不洗脚，以脏为荣。新衣服非要在墙上蹭脏了才穿。我觉得越脏越土才越像八路军战士，那才漂亮，在女生面前特光荣。
母亲却喜欢干净。我把母亲讲卫生，天天洗脸，养花养草，欣赏字画，当成资产阶级。潜意识里觉得母亲资产阶级化了。因此“文革”前，我与母亲的冲突，多是因为我的极左观念造成的。而“文革”之后，经过多年的底层生活，我的思想观念大变。对比“文革”前，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又嫌母亲左了。嫌她思想保守正统，对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缺少同情，文章里总写光明面，套话官话太多。两次断绝往来
1976年初，我在大同当工人时写《血色黄昏》，母亲发现后坚决反对，说我写的这部书稿是“大毒草”，是“控诉无产阶级专政”。为阻止我写《血色黄昏》，她唆使父亲偷走了我的手稿。迫使我不得不靠着
自己的记忆，从头开始重写。因为我去信索要手稿并责备他们的偷窃行为，母亲大怒，立刻声明与我断绝一切关系。
直到打倒“四人帮”，我考进了北京大学，父母才与我恢复了来往。到北大后不久，开始批《苦恋》，我与父母再次发生争论，他们又再次与我断绝关系。母亲甚至还在1979年4月8日给北大中文系写信，就我与外国记者接触一事谴责了我一番，要求学校对我严加管教。幸亏班主任赵啧老师对我很好，并竭力保护我。
这一次又与父母断绝了很长时间来往。寒暑假我都住在学校。后来经过在贵州的姐姐徐然的说和，母亲和我恢复了来往，可裂隙犹在。 《特区青年报》9.21老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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