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的胡耀邦

今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第四十二辑《老照片》登载了一篇回忆文章――《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该文是由王元元、延滨口述，邢小群整理。王元元、延滨夫妇与胡耀邦一家关系非常密切，他们的叙述既真切感人，又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

王：这要从我父母说起。我妈妈楚侠，1939年去延安女大学习，和李昭阿姨是同班同学，关系挺好的。我有这个印象，好像是妈妈和另一个什么人，把李昭阿姨介绍给耀邦叔叔的。

记得我小时候，妈妈经常带我到耀邦叔叔家。我和胡家的三儿子德华年龄差不多，常在一起捉迷藏；我妹妹六一和德华妹妹李恒年龄相仿，她们一块玩“过家家”，当时耀邦叔叔家在灯市口富强胡同。我经常往他们家跑，有时就住在他们家，由外婆（李昭阿姨的母亲）照顾我们。耀邦叔叔特别忙，他见到我们，只是关心地让给我们加个菜。

我自己与耀邦叔叔接触主要是1965年开始的。

邢：胡耀邦曾到陕西工作了一段时间，和你们家有联系吧？

王：那是1965年春天。是他到陕西工作有名的“维新变法一百天”。记得那时我们的政治老师天天带着我们学习胡耀邦讲话。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平时刻板的政治课老师，在讲话精神的影响下，学着耀邦叔叔作报告的语调给我们讲他们听耀邦叔叔讲话的情景。当时课堂气氛挺互动的，给人的感觉，就像一股清新的春风吹进了校园。

1966年10月，“文革”中我再来他们家时，他们家已经不完整了。李昭阿姨被关起来了，外婆也走了。当时只有婆婆（胡耀邦母亲）和李恒在家。1970年12月，我去耀邦叔叔家。那时他们和胡克实住在一个院里。我刚到几分钟，耀邦叔叔跑着就过来了，说：“元元，你长大了。”说话的时候，特别慈爱地看着我。

等坐下时，耀邦叔叔就问我，西安形势怎么样？我如实地讲了整他的人被揭发的种种事情，耀邦叔叔打着手势说，他回来后向中央写了报告。我问他交给谁了？他说交给了某某，我说：“哎呀，他们是一伙的呀！”“他们是一伙的？”耀邦叔叔反问着，并一脸真诚地说：“我不知道啊！”

在这两三个月的时间，我和耀邦叔叔朝夕相处，早上我和他一起在街上散步，一边看街道的名字，一边聊天。他告诉我，原来都不知道这些街道的名字，现在都很清楚了，说的时候很是得意。我清楚这里的意义。听外婆说，耀邦叔叔一天到晚忙工作，根本没有上过街，结果进了东安市场出不来，不认识路。现在认识了这么多的路，当然要得意了。晚上我们大家一起聊天，唱歌。上下午他多是看书，或是接待客人。

在耀邦叔叔家住下，我为当兵的事去找过一个海军的人，他态度比较冷淡。从未感受过世态炎凉的我受了很大的刺激，晚上回来就发烧了，躺在李昭阿姨的房间。第二天都没能起床。大约十点钟的时候，耀邦叔叔来到外屋。他隔着窗子问：“元元，你发烧了？”我说。“嗯。”他说：“现在怎么样？”我说：“不要紧。”他说：“你不要动啊，听我来唱个歌给你听。”说着，他就唱起了《走上高高的兴安岭》。他发音很准，唱得很用心，特别抒情。那歌声就像清泉一样沁入了我的心田，我立刻就觉得病好了。在歌声中我穿好了衣服，悄悄推开门，看见耀邦叔叔坐在火炉旁，他面对火炉，手里拿着火筷子，打着拍子凝神唱着，我望着眼前的画面，静静地听着，感到特别的温馨。

我和他像成年人一样地交往，还是得从耀邦叔叔下台开始说起。

邢：1987年1月。

王：他下来后，我就和德华说，想去看他。德华说：“不行，爸爸谁也不见。”那时他只是闭门读书，不见任何人。大概到了天热的时候，他的儿媳安黎找到我，说耀邦叔叔现在身体不太好，建议我去看看他。我说，我想看看他，他不见啊！安黎说：“不见你也得去。得有人和他谈谈，想来想去还是你合适。”

我就鼓起勇气去了。我一进门，就碰见他和李汉平（耀邦叔叔的警卫秘书）在廊子里散步。他说：“元元，你来了？我们好久不见了！你找谁啊？”我当时心很慌，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见到我，就说：“我找安黎。”他说：“好，你去。”安黎对我说：“你不要在意。我回家来他也问我：“你找谁？”这样我就去了耀邦叔叔屋里。他已坐在沙发上了。我说：“其实，我是看你的。”他说：“欢迎你来，欢迎你来。”接着就是他一直在说。他说他下来的这几个月，前三个月，他把所有和他有关的文件都调来看了，反复思考过。当时选他上来的时候，他自己头脑很清醒，觉得不是自己有什么特殊的能力，而是遇到了这样一个百废待兴、需要有人承担责任、勇于破旧布新的时机，他觉得是时代把他推到这一步，无论是水平还是能力，自己都不够的，但在这个位置上他是尽职尽责的。说到他的辞职，他说是为了家庭，也是为了保护干部。现在急需稳定，不要再层层抓什么代理人、什么路线、什么错误路线分子。同时他也认为自己的年龄大了。耀邦叔叔一口气讲了大约两个小时。

这次见面给我的感觉是，他的身心很疲惫。我就不断地安慰他。他认真地听着，不停地点头说：是，对的……还有什么什么……脸上渐渐有了笑容。

邢：后来，你们经常去胡耀邦家，谈些什么呢？

延：自从元元和他这次见面以后，我们就经常去了。有时一两个礼拜没有去，一见面他就说“我们好长时间没有见了”。我们知道，他很希望我们常去。我们后来几乎一个礼拜去一两次，或更多。

邢：他的心脏病，原来有没有迹象？

延：在北京是没有什么迹象的，1988年去湖南说是病倒了，病得很厉害。当时可能跟他讲是冠心病。他说他不同意这个结论。

王：我说会不会是感冒引起了心肌炎？他说，这个意见我同意。实际上是大意了。

延：1989年4月2号，那是一个星期天，因为我4月5日去美国，我们准备去看看耀邦叔叔，再去买点出国用品。我们4月3日晚上又去了耀邦叔叔家。正说话的时候，秦皇岛市委书记丁文斌来了，元元就到李昭阿姨那去了。耀邦叔叔问我：“元元呢？你们别走啊，一会我有话说。”没过一会儿，李瑞环又来了，耀邦叔叔又说：“你们别走啊，我有话说。”等到快十点了，我们怕他太累，我说，“咱们走吧。”就去大客厅和他打招呼。他说：“怎么走了？”我说：“快十点了，我们走了，后天我就出国了。”他说：“你走了，4月5号的事情怎么安排？”我说：“元元来安排。”他说：“好。”李瑞环问去什么地方，耀邦叔叔说去美国，李说去美国好哇，接着讲了几句有关美国的话。这之后，耀邦叔叔说：“祝你一路顺利，一个月以后见，话没说完，回来再说。”一共说了四句话。李瑞环还问：“你们说什么？”耀邦叔叔就笑了笑。后来他因心脏病突发住院。我就再没有见到他。他到底要和我们说什么呢？

邢：成了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