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的经历
1998年6月，我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工作。
上班第一天，大夫带着我进了诊室后，先要向病人介绍我是从中国来的学者，问病人是否介意我在场，病人表示不介意后，大夫才开始与我一起看病。美国的大夫们衣着整洁，看糖尿病人的时候，
在华大呆了一年多快要回国了。那几天感到胸闷，还有些头晕。有天晚上，我感到憋气比较明显，就打了“911”急诊。很快，救护车把我拉到华大医疗中心急救中心，护士们给我手腕戴上姓名、编号等标志，把我推到床上，戴上氧气罩，风风火火地进了急救室。
护士们给我做了心电图、拍了片子后，把我推进一个房间，说等专科大夫。一等就是两个小时，其间有护士过来看一下又走了。好不容易把专科医生盼来了，她看了我的检查结果后说：“心脏方面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你如果要做其它检查，可以预约相关专科医生。”我说我是急诊，大夫说：“我认为你需要预约。”
我本人所在的糖尿病中心就属于大内科系统，3个老师又都是美国业界大腕儿，但是这件事他们帮不上我，连检查单子都开不出来，因为我的病历到不了他们手里，没办法走后门。
我告诉大夫，我头晕、憋气，腹部不舒服等，想做一个头部的CT、超声心动和腹部B超，结果也没有如意。
大夫看病问得很仔细，但轻易不让病人做大检查，更不敢开大处方。因为保险公司经常来检查。美国的医生从业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叫信誉度。不管是在大医院还是在小诊所，只要保险公司认可了你，你开出的药就给报销。如果你经常开大处方、做大检查收取回扣，保险公司就不会认可你，你开的药就无法报销。信誉一倒，你这个医生就彻底没前途了。同样，如果哪个保险公司出于自己的利益，只让病人报销便宜的费用，不考虑疗效，信誉度就会大打折扣，离关张也就不远了。正是在大夫、医药代表、保险公司的三方博弈中，患者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就这样，直到我回国，也没有做成想做的体检。
姐姐在加拿大看病
回国后，我姐姐在北京某著名肿瘤医院被诊断为恶性淋巴瘤，我决定送她到加拿大治疗。到了多伦多，预约家庭医生，医生看完姐姐的血液化验单吓了一跳，说这个病我看不了，必须找专科医生预约。
3个月后，终于预约到了当地最有名的血液科大夫。没想到这位大夫没有给姐姐做任何治疗和检查，只告诉了我们4个字：观察、等待。大夫对我姐姐说：“你的心情要好，不要生气，不要老想自己是个病人。”
又预约这个大夫了几次，每次做几项简单检查，反映出来的数值都是有问题。大夫还是说“观察、等待”。我们不能就这么等呀，最后决定换大夫，找了一位不太有名的专科医生。这位大夫给我姐姐做了一些相关检查，结果竟推翻了国内权威医院的诊断，姐姐不是恶性淋巴瘤，是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是相对良性的一类。如果按照国内专家的诊断，照着恶性淋巴瘤来治的话，就要马上进行化疗然后要换骨髓，真的那样，麻烦就大了。目前，姐姐病情得到控制，身体状况很好。（《健康时报》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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