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
1957年，陈景元考入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进入大学后，他开始广泛接触中国古代史。在报到后的第二天
1961年3月，秦始皇陵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个月之后，陈景元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临潼县，和同学一起进行城市规划设计。秦始皇陵的保护是规划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秦始皇陵的规模勘测则是计划的第一步。
虽然历史没有准确地记录下皇陵的规模，但根据秦汉墓穴的时代特点、以及他和同学的勘测，以秦始皇陵为中心，特地划出了30～40平方公里的保护圈。“当时为了保护文物，划定的区域已经远远大于陵墓的面积了。”
1974年传出兵马俑被发现的消息，作为建筑学学者的陈景元感到很奇怪，出土的地方却远在当初他们划定的这个区域之外，“陪葬品放置那么远是不符合常规的。”
其次，古代帝王的陵墓多是南北走向，兵马俑的方位却在秦始皇陵的东面。作为陪葬品，却没有坐落在陵墓的中轴线上，这有可能吗？“而且秦始皇陵背靠骊山前有大河，在古代的建筑风水学说中是极佳的地方，难道古往今来只有秦始皇一人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吗？凭什么出土不久就被认定是秦始皇的陪葬品呢？”
求证
然而仅靠自己的判断还不能形成说服力，1976年陈景元跑到西安，现场看见的情况更让他疑心重重。
按照兵马俑博物馆的说法，该俑坑建于秦统一全国的十几年后。但奇怪的是，坑里有很多不同轮距的车，这在当时是违法的行为。因为统一之前，秦国自己境内必须“车同轨”，否则无法在境内自由通行，统一六国后“车同轨”又在全国推行。秦始皇又怎么会允许自己陪葬品的车轨有宽有窄呢？
而且秦始皇自统一中国后，就改正朔，易“服色”，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的制度。几乎所有的武士俑出土时却从上到下都身穿大红大绿的战袍，紫蓝色长裤，这与秦始皇“尚黑”的命令大相径庭。
秦始皇时只有大量使用步兵和骑兵的记载，而兵马俑坑内的军阵则是以战车为主的部队，兵器上也有可疑之处。
据资料显示，1974年兵马俑出土不久，考古专家很快就得出结论，“秦俑坑当为秦始皇陵建筑的一部分。”为什么结论会下得如此之快呢？1974年3月之后，围绕兵马俑究竟发生了什么？
1974年3月24日，临潼县东西杨村一群农民在附近打井，发现了兵马俑。5月，新华社记者蔺安稳知道了情况。回京后不久就写了内参，刊登在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2396期，标题“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至于出土的武士俑是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他在文章中并没有明确说明。
这个消息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当时国务院领导人的重视，要求国家文物局的负责人进行妥善保护。
对于内参上的报道感兴趣的还有江青，在批儒评法运动中，江青认为秦始皇是法家的典型代表，而新出土的兵马俑则为批儒评法运动提供了最好的实物资料。她批评下面对于这一重要发现没有及时上报，并指示考古工作者要保护好这些文物。
很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与陕西文物部门的专家一起来到临潼，现场考察后疑问反而在更广的人群中扩散：这附近没有大型的墓葬，只有不远处有座秦始皇陵。但秦始皇陵的陪葬坑怎么会放在如此远的地方呢？专家对陶俑的时代、性质、属主等问题仍不敢下肯定的结论。但在《试掘简报》中，却对兵马俑的主人做出了判断。
陈景元了解这些背景后，更加坚信自己的怀疑：“当初对兵马俑的属性并没有准确的学术判断，完全是在政治压力之下做的判断，这难道不叫人起疑吗？”
挑战
陈景元不断搜集相关的信息，写出了“秦俑新探――俑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开始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刊物投稿，希望能够引起学术界对该问题的讨论。为了文章的发表，陈景元四处奔走，四处碰壁，没有学术杂志愿意和他一起冒这个险。
几经努力，1984年第三期的《大自然探索》杂志全文刊登了陈景元的文章，除了质疑秦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还根据自己的考证说出他眼中武士俑真正的主人――秦宣太后芈 音：米 氏。
《西安府志》记载说：“秦宣太后，葬芷阳骊山，去新丰县十四里，则在临潼界。”地理位置和兵马俑出土地点相近。据《史记・樗里子列传》记载：“秦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可知芈氏是秦昭王的生母，而且她还是个“楚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兵马俑的发式和服装和当时的少数民族相似。
公元前306年，昭襄王年少即位，宣太后摄政。太后临终之际，下令近臣为其殉葬，可昭襄王不愿意。当人殉的要求不能满足的情况下，为了孝顺自己的生身之母，便下令塑造真人大小的殉俑，布置一个辎重车队，象征性地让太后回归自己的楚国故里。
陈景元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但很快，这些质疑的声音都被淹没在当时的舆论浪潮中。退休后，陈景元更加积极地投入到证据的搜集之中，家里关于秦朝历史的研究书籍堆满书橱。
于光远曾就此事鼓励他：“学术研究不能搞民主集中制，更不能少数服从多数。”这句话一直激励着陈景元。（《人物周报》12.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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