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母亲没有坐过一次“喷气式”，没有挨过一下打。但母亲的妹妹，三姨白杨就大大不同了，她比母亲惨得多。由于曾经做过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的沈醉在《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的一篇文章中说，戴笠与一些影星很熟，他列举的人名中，提到了白杨，就这么一句话，白杨祸从天降，被怀疑为特
务和叛徒，逮捕入狱多年。
母亲领悟到电影界的运动，更加残酷血腥。她一点也不敢与妹妹联系，并在造反派的逼迫下，被迫写材料，交代妹妹的问题：
白杨是我亲妹妹。
……
我虽然没有看出白杨是叛徒、特务，但我早就看出她是个根本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使在她入党前，看起来有了一些进步，但我认为她并不够党员条件。但她在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下混入党内后，我一方面有意见，觉得她那样人也能入党真是奇怪；另一方面，却又对她的入党感到高兴，因为这一方面满足了我个人的虚荣：“妹妹是个党员了。”一方面还幻想她入党后也许对她的改造更有利些。因此对她的入党，有意无意地还是说好话时多。而对她的一套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生活方式，从未向上影组织反映过。甚至为《青春之歌》的改编，她对我采取了那种恶劣的态度，我也忍下了，没有向上影厂反映。这是我缺乏无产阶级党性，自由主义，以资产阶级的人性代替了无产阶级党性的一种表现。
1966年7月，母亲随亚非作家代表团到上海参观，想看看妹妹，又怕妹妹有问题，就询问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能不能看看白杨？杨部长表示白杨的问题不大，可以看。母亲就在一个晚上，与妹妹见了面。
白杨已经感到乌云压顶，她见到姐姐，担心地问，沈醉胡说八道，我从来就没见过戴笠。你给我出出主意，是否向总理反映？因为1961年7月周总理曾对白杨说过，今后你有什么事，可给我直接写信。我能收到。
母亲考虑片刻说：现在暂时还没造成什么后果，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闹大了反而弄得人人都知道了。不如等一等，看看形势的发展再说。白杨听到后，微微点点头，面露一丝慰色。母亲因有事不能多呆，就匆匆与妹妹告别。
自从8月份红卫兵出现后，“文革”形势急转直下，母亲知道白杨难逃一劫，出于自我保护，不敢再与妹妹联系。
到了1973年3月，白杨终于被释放。初次看到她的人无不大吃一惊。昔日美丽高贵的白杨，已经变成了一个枯槁矮小的老太婆，一连五年的单身囚禁使得她眼神呆滞，声带萎缩，说话能力低下。出狱后，白杨被送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只发一点点生活费。
直到打倒了“四人帮”，白杨才返回上海，与姐姐恢复了联系。她虽然有了人身自由，可是沈醉的那句话，仍然没有洗清。为此，白杨亲赴北京与母亲商量，请母亲出面给邓大姐写信，把自己的政治问题最后解决。母亲答应了。她很愿意为妹妹做点什么。
1977年后，白杨的问题获得彻底解决。后来，《文史资料选辑》在第67辑上也正式刊登了“本刊启事”：
由于我会在刊用沈文时，不够慎重，致使白杨、朱学范两同志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为此，对他们谨致歉意。
1978年春天，白杨作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列席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母亲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与妹妹在人民大会堂相遇。
（《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老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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