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5年里，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发生了许多热点事件和问题，学术界在对待这些事件和问题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展开了激烈的争鸣。
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选择的讨论
缘起：2004年7月，吴敬琏提出了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和旧型工业化道路的质疑。他指出，把重
观点：一方认为：目前中国用技术进步拉动经济增长并不能替代重化工业发展；重化工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产业结构演变和主导产业发展的顺序由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服务业，再到高新技术产业，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
另一方认为，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经历一个“重工业化阶段”并不是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公认定理。中国必须走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即依靠人力资本支持经济的内涵增长，通过广泛运用科技成果，使效率提高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通过发展服务业，促使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降低；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使经济的整体效益得到提高。
关于效率与公平的讨论
缘起：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那么，“效率优先”的原则是否要坚持？由此引发了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否过时的讨论，出现了这样几种观点：
观点一：对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认识要与时俱进。“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只适应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某一个时期。当前我国居民生活已从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国家经济实力和财力大大加强；同时，收入差距过大也已经成为影响当前社会阶层关系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因而公平问题亟须解决。然而在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效率，抹煞差距。只能逐步加重公平的分量，逐步实现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效率与公平并重”或“公平与效率优化结合”过渡。
观点二：应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效率优先”是我国改革二十多年来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分配政策是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最佳抉择。
观点三：当前的不合理收入差距应该归咎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正是因为长期以来只追求效率，把公平放在了“兼顾”的位置上导致在实践中忽视了公平，使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因此，当前应该实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收入分配政策。
观点四：将公平作为分配标准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是有分工的，市场追求效率，政府管理社会公平。
观点五：效率与公平是辩证统一的，有公平也就有了效率，效率有助于实现公平，探讨谁先谁后，是个类似于“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没有意义。
关于产权改革的讨论
缘起：去年，香港某经济学家对内地几家著名企业的质疑演变成一场对国企产权改革的广泛思考。
观点一：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是不是错了？有人提出，市场化改革的方向错了，由于市场化改革造成了两极分化，造成了腐败。有人认为，改革方向没有错。社会公平问题、腐败问题不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很多社会问题的产生恰恰是改革不到位和改革滞后的结果。
观点二：改革是否已完成？有人认为，我国改革已基本完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的基本格局已初步形成。有人认为，我国改革正处在新的攻坚阶段，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还远没破题。
观点三：加快改革会影响社会稳定吗？有人认为，目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比较突出，加快改革会影响社会稳定。有人认为，从根本上说，改革是为了调整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使多数人在改革中不断获益，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根本在于改革。因此，需重振改革的热情。
“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的讨论
缘起：今年，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发表了《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的文章。他的主要观点是：在当前中国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主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则被削弱和边缘化了；经济学界，包括部分大学的经济学系和经济研究机构的领导权被主张私有化的人所掌控，使得私有化成为学术主流，并影响到实际工作。他的这篇谈话引发了一场关于“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的讨论。
观点：一方认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必须反对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倾向。另一方认为经济学没有姓“社”姓“资”之分。有人认为，“主流”与“非主流”之分乃是一家之言，对于经济学家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北京日报》2005.12.26靳晓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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