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期，随着《新青年》杂志的分裂，胡适与鲁迅日渐分道扬镳，走进了不同营垒。胡适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乃至后来的“好政府主义”、对国民政府“小骂大帮忙”……皆为鲁迅所侧目。在《华盖集》正续编以及之后的每本杂文集中，我们都能读到鲁迅对胡适这些主张的愤慨与讽刺。所有这些尖锐讽刺与
面对鲁迅的批评与讽刺，胡适是怎么做的呢？最突出的例证是他对大骂鲁迅的苏雪林女士的劝阻。
1936年11月12日，即鲁迅逝世（1936年10月19日）不到一个月，苏女士写了一篇《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对鲁迅的著作、性格、为人全面否定，而且，一开口便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说鲁迅是“褊狭阴险，多疑善妒”，“色厉内荏，无廉无耻”，其杂文“一无足取”，“祸国殃民”。并影射、攻击鲁迅勾结日本特务机关内山书店，“行动诡秘”，如何如何。
在这封骂鲁迅信后不到一个月，苏女士便又写了一封给胡适先生的信。为苏女士始料不及的是，胡适先生不仅不支持她对鲁迅的上述攻击与诅咒，反而把她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胡适先生在复信中强调：苏女士写给蔡先生的信，“还是旧文人的酸腐腔调”，要不得;“鲁迅自有他的长处，不可一笔抹煞”。（《中华读书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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