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对内地经济学家学术水平和道德修养的批评和非议不断。近日，北京大学学者夏业良发表文章，对这些批评作出回应，读者可从中看到另一种思考和见解。
最近一两年来，在不少场合经常听到对经济学家个人甚至群体的批评和指责。经济学家大多并不十分介意，因为这种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经济学家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甚至部分地替代了原本应当由政治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等其他领域专业人士所承担的社会分工职责，但这并非“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野心”一厢情愿的结果。而应当看作是市场经济建设进程中的一种自然演进的社会选择。
虽然经济学家中有一部分人曾经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政策制定的讨论和部分重要文献的起草工作，但是事实上，经济学家整体在中国政府各项决策中的影响力不仅不是过大的问题，相反是过小，甚至是微不足道的问题。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类似于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和国民经济研究局那样的专业性较强，并且能够较为集中地代表经济学家独立立场和专业意见的智囊机构。
如果把经济工作乃至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失误都归因为经济学家的胡言乱语，那真是高抬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他们受到赏识的程度和得到提拔的机会，甚至远不如那些哲学、中文和历史专业的毕业生。
批评者的另一指责是经济学家们得到了太多的好处，而同时又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道德承担。
经济学家的职业收入高低不能作为评判他们道德的指标，迄今为止并没有证据足以认为收入越少的经济学家就越有道德承担。
事实上，大多数经济学家并非赚得盆满钵溢，我所接触的同行中还有不少过着较为清贫的书斋生活。即便是收入较高的那部分人也并不比公务员、金融业高层、房地产商、垄断行业的中层以上经理人生活得更轻松，他们大多数缺乏睡眠，超负荷工作，患有多种疾病和颈椎和腰椎损伤。他们必须应对社会各界的需求，甚至有利益受损的城市居民、农民或城市打工者半夜打电话给他们，希望能够为他们说话。
如果经济学家群体中有些人不坚持职业操守，不珍惜自己的名誉，那是他们个人的不智，社会现实会给他们足够的教训。我们不能大规模地、不加区分地指责经济学家群体。（《新民周刊》2005年第5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