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友人送来刚出版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一耽学堂整理，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1月出版）。接读之后，颇多感触。艾恺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研究梁漱溟的专家。1980年8月，他来华专访梁漱溟先生，长谈十余次。这本《口述》就是根据当年那次系列访谈的录音整理而成
20世纪上半叶，梁漱溟一度是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进入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经过五十年代与毛泽东的冲突之后，梁漱溟实际上已经退出了思想文化领域，尤其是政治舞台。不过，由于梁漱溟的高寿，他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情形，使他有机会心平气和地反省自己一生的业绩，从而使我们看到晚年梁漱溟少为人知的思想变化。
按照研究者的一般看法，梁漱溟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最大贡献，无疑首推其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表的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在国共两党激烈冲突的时刻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前者以大无畏的勇气批评新文化运动“向西走”的不对，公开宣称他就是要“向东走”，宣称世界未来有待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后者基于他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观察与研究，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以此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张扬自己多年来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甚至直到五十年代中期，梁漱溟这一信念似乎都不曾动摇。
然而，经过几十年的“思想改造”，梁漱溟1980年与艾恺对谈的时候，他对自己思想文本的解读已经不是依据先前的信念，与研究者的观察也大相径庭。他不再坚持“向东走”，不再反对“向西走”，相反，连他自己都有到欧美走走的意思不断流露。在对自己先前著作进行评价时，梁漱溟也不再像先前那样自负。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他不止一次向艾恺推荐他尚未出版的新著《人心与人生》，以为这部著作才能真正代表他的思想精髓，其意义远大于先前的任何一部著作。这部著作用不少的篇幅解读辩证法与唯物论、主动性与能动性、计划性与理智等，其实只是在重复那个时代最通行的哲学。
至于梁漱溟对自己政治历程和社会活动历史的回顾与评述，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内在紧张。他虽然没有公开宣布放弃他那独特的研究结论，即中国社会结构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但在实际上，由于历史条件使然，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认同了他先前反对的政治观点，甚至不无自嘲地表示他先前的理想已在中国实现。这里再也看不到毛泽东所“痛骂”的那个梁漱溟，相反，一个温和、中庸的长者形象跃然纸上。
通过口述，我们看到一个全新的梁漱溟。晚年的梁漱溟确乎达到了“圣人”的境界，或许诚如他自己所说，他已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轻，没有什么重大问题，总是把自己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由此反观他对自己政治业绩和社会活动业绩的评估，一个失败者的自嘲成了述说的主基调。（《中华读书报》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