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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梁漱溟的“自我颠覆”

2006-01-22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新年伊始,友人送来刚出版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一耽学堂整理,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1月出版)。接读之后,颇多感触。艾恺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研究梁漱溟的专家。1980年8月,他来华专访梁漱溟先生,长谈十余次。这本《口述》就是根据当年那次系列访谈的录音整理而成

的。

20世纪上半叶,梁漱溟一度是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进入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经过五十年代与毛泽东的冲突之后,梁漱溟实际上已经退出了思想文化领域,尤其是政治舞台。不过,由于梁漱溟的高寿,他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情形,使他有机会心平气和地反省自己一生的业绩,从而使我们看到晚年梁漱溟少为人知的思想变化。

按照研究者的一般看法,梁漱溟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最大贡献,无疑首推其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表的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在国共两党激烈冲突的时刻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前者以大无畏的勇气批评新文化运动“向西走”的不对,公开宣称他就是要“向东走”,宣称世界未来有待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后者基于他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观察与研究,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以此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张扬自己多年来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甚至直到五十年代中期,梁漱溟这一信念似乎都不曾动摇。

然而,经过几十年的“思想改造”,梁漱溟1980年与艾恺对谈的时候,他对自己思想文本的解读已经不是依据先前的信念,与研究者的观察也大相径庭。他不再坚持“向东走”,不再反对“向西走”,相反,连他自己都有到欧美走走的意思不断流露。在对自己先前著作进行评价时,梁漱溟也不再像先前那样自负。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他不止一次向艾恺推荐他尚未出版的新著《人心与人生》,以为这部著作才能真正代表他的思想精髓,其意义远大于先前的任何一部著作。这部著作用不少的篇幅解读辩证法与唯物论、主动性与能动性、计划性与理智等,其实只是在重复那个时代最通行的哲学。

至于梁漱溟对自己政治历程和社会活动历史的回顾与评述,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内在紧张。他虽然没有公开宣布放弃他那独特的研究结论,即中国社会结构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但在实际上,由于历史条件使然,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认同了他先前反对的政治观点,甚至不无自嘲地表示他先前的理想已在中国实现。这里再也看不到毛泽东所“痛骂”的那个梁漱溟,相反,一个温和、中庸的长者形象跃然纸上。

通过口述,我们看到一个全新的梁漱溟。晚年的梁漱溟确乎达到了“圣人”的境界,或许诚如他自己所说,他已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轻,没有什么重大问题,总是把自己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由此反观他对自己政治业绩和社会活动业绩的评估,一个失败者的自嘲成了述说的主基调。(《中华读书报》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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