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
从2002年12月开始
地处我国不东不西、不南不北的襄樊，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范围的腐败？肩负重任，记者出发了。
“襄樊‘官场地震’产生的根源并不鲜见。但围绕‘官场地震’所发生的怪闻奇观，却在全国罕见。”当地人这样评论。
少女无辜丧命 三年有冤难伸
她叫高莺莺，是宾馆服务员，被嫖客纠缠，奋力反抗。结果，被人从宾馆高楼的窗户里扔出，坠楼而死。那一年，她刚好十八岁。这件事在当地震动极大，愤怒的老百姓围住了火葬场。结果，死因未明，却被强行焚尸灭迹了。
原因很简单，这个嫖客与市委书记孙楚寅有关。
此事发生在湖北襄樊市老河口的宝石宾馆。
驱车从襄樊出发，大约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记者赶到老河口，这个故事更是家喻户晓。请一个三轮车师傅带路，很快来到宝石宾馆。
听附近的百姓说，自从发生那件事以后，宝石宾馆“旧貌换新颜”，不仅人马全换了，还里里外外粉刷一新。
从宝石宾馆一直往东，沿着弯弯小路，记者来到一个叫小樊庄的地方。高莺莺原先就住在这个村里。发生了这件事后，高莺莺一家就搬到了一个叫赵岗的村庄。不久，全家从赵岗又迁到了小梁营。
小樊庄――赵岗――小梁营――牛王庙，记者循着高莺莺家人的搬迁路线，终于在牛王庙见到了高莺莺的爷爷及其他亲人，而她的爸爸、妈妈为给她伸冤，到处告状，已长期未归。
高莺莺的婶婶回忆了那惊恐的一幕：
2002年3月15日夜11点左右，家里突然接到电话，高莺莺在宾馆出事了！赶到医院时，因抢救无效，莺莺已经死亡。宾馆说，高莺莺系跳楼自杀！医院的鉴定：高莺莺生前未遭遇性侵犯。
为什么自杀？为揭开死因，高莺莺的亲人们拒绝在火化尸体的文书上签字，坚决要求重新调查。
在场的市领导斩钉截铁地回答：
“签字，要烧（尸体）！不签字，也要烧！”老河口市动用了武警与公安的双重力量，从高莺莺亲人中抢出尸体，强行火化了。
而事后，高莺莺的父母将莺莺生前的贴身内衣，拿到上海某医学院化验，查出在她的内裤上印有精斑。从此，莺莺的父母走上了上访路。其间，因不断遭遇围追堵截，四处躲藏……
三年过去，直到今天，当地百姓依然耿耿于怀：如果是一件普通的“自杀”事件，何以如此兴师动众？
老百姓说，嫖客是市委书记孙楚寅的儿子;知情者说，嫖客是市委书记的亲戚。总之，与市委书记有关系。如今，孙楚寅案发已三年，被绳之以法也有数月，然而，这桩骇人听闻的案件为什么还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
是孙楚寅的“余威”未泯？是官场的明哲保身，麻木不仁？
贪官结网之时 百姓遭难之日
关系，只要有关系，尤其是与市委书记孙楚寅有关系，在襄樊，一通百通，一了百了。
于是，拉关系、找关系、用关系……尤其是千方百计地与市委书记沾上关系，成为人们挖空心思的生计。
一位政协委员一针见血地说：下面的干部整天琢磨上面的干部，而处于官场金字塔尖的市委书记孙楚寅，更是上上下下、大小干部琢磨的对象。
于是，一张以市委书记孙楚寅为中心的关系网，不断地编织起来，从市里，到区里，再到县里，纵横交错。“像人的血管一样”，当地的一个小商贩这样给记者描述。
如果不是“襄樊官场地震”爆发，没有人知道，这张关系网到底有多大？
“关系网如何拉呢？”“当然得有资本啦！”“靠什么？”“钱呗！”
正在河边钓鱼的工人师傅，专注地望着眼前的一汪碧水，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他话音刚落，水面上荡起层层涟漪。
在襄樊，记者逢人便问一个共同的话题：
在孙楚寅执政期间，您眼中的襄樊官场是什么样子？
从人大代表到政协委员，从专家学者到文化名流，从工人师傅到农民兄弟，不管是有识之士，还是普通百姓，无不滔滔不绝，纷纷为襄樊官场画像――
层层讨好，层层买官，层层腐败。这是襄樊官场在襄樊百姓心目中的形象。
大买大进，小买小进，不买后退。这是襄樊官场从潜行到公开的仕途规则。
只要买通了关系，无德无才，能提拔；更甚者，在腐败中步步高升。
刘有庆，就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典型代表。刘有庆曾任谷城县委书记（正处级）。1994年，因违规购买超标轿车，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与“焦点访谈”同时曝光。中纪委与湖北省纪委联合调查后，对刘有庆作出撤职处理。
按照官场惯例，一个官员经过此番风波，其政治生命不画句号，至少也是停止不前了。但是，襄樊官场却有另外的规则。两年之后，刘有庆不但被启用，而且升任襄樊某学院党委副书记（副厅级）。
按理，刘有庆应牢记前车之鉴，重新做人，谁知他变本加厉。为此，襄樊学院一百多名教职工联名告状，大小字报从校园贴到了大街上，连公共汽车也成为大家控诉的工具。顶着众怒，刘有庆又被任命为襄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刘有庆大难不倒，因为与市委书记孙楚寅有亲密关系。在孙楚寅执政期间，以关系网建立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逐步取代了党章党纪国法所确立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
“孙楚寅在位几年，给襄樊经济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襄樊卷烟厂、襄樊发电厂、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武钢集团襄樊钢铁长材有限公司等襄樊支柱国有企业，在这次官场腐败中，几乎沦陷。”一位人大代表义愤填膺。
“孙楚寅在位时，社会治安坏到极点。无数年轻女性曾遭遇抢劫。”说这话的是当地的一位新闻记者。他接下来的描述更令人瞠目结舌。
“年轻的女性，大都会佩戴一些装饰品，比如项链、耳环、首饰等，只要到了大街上，哪怕是光天化日，都会有人公然抢劫。有的老太太也不能幸免，遭抢时，耳环与皮肉一起被拽下，鲜血淋漓。几乎每个人，每天出门前，都要做好三件事：第一，检查一下手表如何戴？第二，钱包如何放？第三，提包如何拿？稍有不慎，就会遭遇横祸。”
是非荣辱颠倒 腐败麻木蔓延
2002年12月，市委书记孙楚寅被免去一切职务。襄樊历史上最强烈的一次“廉政风暴”拉开了序幕。人们奔走相告，翘首期待。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十八个月……襄樊百姓耳闻目睹的却是一桩桩怪事奇闻――
孙楚寅被带走的第二天，某领导马上请孙楚寅的老婆吃饭，
为什么？压惊？抚慰？是人道主义，还是兔死狐悲？不得而知。
孙楚寅之后，被组织上叫去谈话或被司法机关传唤的，陆陆续续地已达上百人，襄樊官场人人自危，诚惶诚恐。
侥幸归来者，如释重负。在为其接风洗尘的酒席上，吐出真言――
“老子就是运气不好，还有比我更贪的都没事。真倒霉！那个混蛋，在号里，竹筒倒豆般彻底招供，简直就是甫志高;倒是那个女市长，负隅顽抗，真叫棒，就跟江姐一个样！”
出了错，犯了法，是运气不好。不招供，是英雄；抗拒审查，是英雄；对抗国家法律，是英雄。襄樊官场的是非观、荣辱观，颠倒至此，真让世人开了眼。
一个教授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天，我到市委机关去办事，见到一个熟人，刚想问问大家对‘官场地震’的反应。熟人四下张望，马上把门关上，压低声音对我说：别声张，都不让我们谈这个事。再说周围有好多靠关系、花钱上来的，还在位，让人听见了，多不好。你听听，襄樊出了这么大的事，说都不让说！不让说的事情不只‘官场地震’。修个老河堤，几乎一公里就花一个亿，审计都不审计，甚至说一说也不行；劳民伤财的大广场，左一个、右一个，老百姓有怨只有憋到肚子里。”
“襄樊出了如此严重的腐败，整个官场却讳莫如深。为什么？”一位老学者眉头紧锁。“难道不应该大张旗鼓、旗帜鲜明地揭露腐败行为吗？难道不应该以此为契机，挖根溯源、深刻反思吗？”
2005年8月，孙楚寅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自从“官场地震”后，对有史以来最大的吏治腐败，襄樊百姓期盼着襄樊的媒体能够掀起声势浩大的披露与曝光，用身边的、鲜活的腐败典型作反腐教材，深入而生动地警醒与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可是，襄樊的媒体，对于本地爆发的震惊全国的“官场地震”重大新闻，从案发到宣判，长达近三年的时间里，报道的深度与广度，远不及省里媒体更不及中央与外省媒体。
襄樊的媒体，除了轻描谈写，近乎失语……
就这样，襄樊的官场不让说，没有议论权；襄樊的媒体不敢说，没有监督权；襄樊的百姓不得说，没有知情权。为什么？一位人大代表作了如此分析：
一、“家丑不可外扬”，怕影响形象；二、腐败分子没有挖干净，保护伞还在起作用；三、转移百姓视线，尽快掀过这一页。
“这次‘官场地震’只是‘震’了一些人，没有触及到人的灵魂。灵魂未动，怎能痛定思痛、引以为戒呢？”一位襄樊的文化名人说。
一位党建专家更是怒不可遏，大声疾呼：
“最可怕的不是腐败，而是我们对腐败的麻木！”
襄樊“官场地震”黑名单（部分）
孙楚寅 原襄樊市委书记（判有期徒刑17年）。
赵成霖 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判有期徒刑12年）。
赵 振 原市政府副市长（判有期徒刑15年）。
刘有庆 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判有期徒刑12年）。
张克禄 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判处有期徒刑8年零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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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法制》2006年1月上半月刊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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