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黄的灯光下，78岁高龄的汤一介先生戴上老花镜，用颤抖的手，执意在记者专访他的文稿上补充写下了一句话：“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汤先生借记者的笔，首度在媒体披露一段30多年前的心路历程。
那是1973年。清华大学做了一份“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后说不好，说清华是理工科
当时的这些北大老师被8341部队的领导找去的时候，心里都挺高兴。“因为是毛主席找的我们，我们都觉得特别骄傲。”汤一介说。去了之后汤一介的主要任务是“做材料的工作”，也写了一些文章。什么叫“做材料的工作”呢？汤一介解释说，比如当时马王堆的帛书出土以后，毛主席要读这个东西，江青就把材料拿来，他们帮着做注解，标上音。
汤一介说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怀疑，“有的东西到底对不对”？但是他想想又算了，因为这是毛主席交代的。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时说的那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触动了很多人的心，他们从心底崇拜毛主席，因为他救了中国。
汤一介还告诉记者，解放后流行一种说法，就是哲学家只能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这样的人。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哲学工作者。哲学工作者的任务主要是解释这些伟大哲学家的思想。这是当时普遍的想法，包括冯友兰的书里边也是这么写的。哲学工作者是不可能创造一个思想体系的，他们只能跟着伟大领袖走。
因为这段经历，“四人帮”垮台后，汤一介被隔离审查，到1978年才被解放。（《中华读书报》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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