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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北京城墙的前前后后(下)

2006-02-23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彭真等对城墙的态度

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对城墙的态度十分审慎。虽然中央早有拆除城墙的决定,但是考虑到争论很大,问题很复杂,也不需要立即实施,市委决定还是暂缓行动,凡不是由于坍塌等危险原因都一律不拆,对那些有价值的文物,则应予以保护。

1958年1月,在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同月,在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同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原北京市规划局负责人周永源回忆:毛主席指示要拆城墙,彭真很为难。尽管彭真和北京市委在城墙问题上受了责难,但城墙无论是保留或拆除,彭真都经过了慎重考虑,并明确指示:城墙虽然拆除,但城门楼要留下,将来可以看出北京城的轮廓。但经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规模拆除,北京城墙几乎全部消失了。

城墙的拆除

北京城墙的拆除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讲话说,拆除北京城墙这些大问题,是由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

从1953年12月起,北京开始拆除外城城墙。几年的时间,左安门、广渠门城楼、箭楼,广安门城楼及瓮楼,西便门的城楼都已拆尽,广安门、西便门都已成为马路豁口。永定门东,广渠门南有两大段城墙已完全拆除,约占外城长度的20%,一面城砖被拆除的约占60%,两面城砖全拆的也不少,完全未拆动的仅有10%左右。

1957年6月,国务院将文化部不赞成拆除北京旧城的报告转给了北京市。报告认为:“北京城墙的存废不仅影响国内,而且有国际影响,必须严重考虑。”国务院同意文化部的意见,希望暂缓拆除北京城墙。在各方的干预下,北京市暂停了拆除城墙的行动。但“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展开以后,1958年9月,北京市做出《关于拆除城墙的决定》。决定提出除正阳门城楼、箭楼和鼓楼之外,其余城墙、城楼统统拆掉。这一决定,是与执行中央的有关指示相关的。此前不久,毛泽东指示今后几年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面貌。

拆除城墙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外城城墙虽从1953年已经基本拆除,但局部地区尚残留不少土方需要运除。内城城墙从1958年开始拆除,经过估算内城城砖约有40万立方米,土方约有460万立方米。在“大跃进”如火如荼的时期,北京市的劳动力和运输已经非常紧张,为了拆除城墙,动用了军队和中央部门的力量。

由于拆除城墙工作量很大,北京城墙并未全部拆除。1965年7月1日,北京地铁工程开工。该年1月,杨勇、万里、武竞天向中央报告:由于现有城墙大部分已拆除或塌毁,地铁准备选择合适的城墙位置修建。这样既符合军事需要,又避免了大量拆房,在施工中也不妨碍城市正常交通,可方便施工,降低造价。报告得到中央批准。到了1969年,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从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全市平均每天有30万人参加义务战备建设。拆城墙、取城砖、修建防空工事,这项战备活动在“文革”期间延续了若干年。(《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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