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向日本学习起自甲午战争，日本人正式研究中国也起自甲午战争。然而，仔细推敲双方的研究内容，我们不能不为先贤汗颜。甲午后，中国留学、访学日本者很多，比较著名的如杨守敬、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梁启超、章太炎等。他们在日本不是潜心研究日本的学问与文化，而是继续醉心于故国的文化传统。他们居留日
再看日本学人在中国，据《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日〕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著，钱婉约、宋炎辑译，中华书局2006年1月出版）介绍，甲午后到中国访学的日本学人并不算多，可是在访学时涉及的领域却非常广泛。内藤湖南较早地涉足刚刚发现不久的敦煌文献、内阁大库文书以及中国人多年来不知如何运用的满文老档的研究；武内义雄既潜心于“燕京读书”，又发誓走万里路，遍读了中国南部的名胜遗迹和古碑墓刻；长泽规矩也在苏州的一家书店里，一眼就看到在日本极为罕见的金陵小字本《本草纲目》，并用极低的价格购买。
这些日本学人对中国的研究可谓面面俱到，但也辛苦异常。更值得感佩的是，日本虽然在甲午战争中取胜，但他们的学人并没有蔑视中国，而是更加热心地研究中国。他们追寻为学问而学问的纯粹中国学，至于这些学问究竟有何用，似乎从来就不考虑。不过正是这些“无用之用”成就了日本，成就了日本的中国学。（《中华读书报》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