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校生”，指一群就读于职校、技校和中专的孩子。在上海，每年的初中毕业生中有60％进入高中，另外的四成则进入“三校”。
中考、高考、大学生就业…
先让我们“混大”吧
早上第一堂课，上课20分钟后，教室里一共来了9个学生，迟到的学生径直走进教室，不需要向老师道歉，有的人还拎着一盒小笼包，坐下就吃起了早餐。
英语老师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面，要求全班21人按时出席，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求教室里的学生认真听讲，更是一个奢望。
紧挨讲桌，三张课桌拼成金字塔形；靠窗的一面墙下，五六张课桌挤成一堆，椅子围着课桌，就像圆桌讨论。另一面墙下，课桌还算整齐，但只有2个学生一前一后坐着：前面的刘靖是上课铃响了10多分钟才进来的，坐下掏出手机，跟后桌的冯篮一起摆弄着。冯篮本来一直趴在桌上，一米七十多的个子，趴在桌上显得很长。刘靖坐下后，他才抬起头说几句话。
这些课桌把教室事实上分成了三个区域，剩下的地方空空荡荡。
靠近讲台的3个学生，是这个班级里成绩最好的。“塔尖”位置是班长易立，师生之间的教学交流，大多只局限在这个“金字塔”里。
靠墙坐的两拨学生则各自打发时间。窗下的“圆桌讨论”越来越热闹，一会，流行歌曲的乐声响起，惹来一阵哄笑，原来是有人在播放手机彩铃。此时聊天的声音已经淹没了老师的讲课声，只有讲台下的3名学生还能听见老师的讲授。
也有把桌椅拼在一起的“同桌”，一人耳朵里塞一个耳机，分享MP3里的音乐，耳机里是另一个世界，音乐声大到隔着4排座位还能听见。
发呆的，聊天的，睡觉的……总之，除了讲台周围的几个人，整个教室是另一个“场”，“场”中弥漫着无拘无束、百无聊赖的气氛。这个班被称为“放牛班”，班上只有两个女生，直发扎出很时尚的式样，眼上有深色的眼影，如果不是坐在课堂，你不会知道她们还是学生。
在这所职业高中，所有老师都知道这个“放牛班”。这是一个以课堂秩序差而闻名的班级，能够安静听课的只有五六个学生。更令老师头疼的，是六七个经常“出事”的学生，他们逃学、打架、抽烟……剩下的那些人各有特点，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学习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负担。
对于他们的家长来说，把他们放进学校就是把教育管理的责任交给老师，对于他们自己，学校是让他们“混大”的地方。
“我几乎要哄着他们，只要一严厉，他们马上翻脸。”“放牛班”的班主任周老师每天所有时间几乎都用来看管这些孩子。每天午饭时间，周老师都要到教室里看着学生吃饭，“不然他们会把饭弄得到处都是，有时候打闹起来，还会弄到别人脸上去”。放学以后，周老师要去教室和学生一起打扫卫生，“如果不带头，他们就不做值日”。
一边是急于得到成人社会的认可，时刻模仿成人的行为习惯；一边却还未摆脱孩童的天真心态，加上没有升学考试的巨大压力，“混大”的气氛很容易在“三校生”中蔓延。
对于学校而言，最严厉的惩戒措施是开除学籍，但学校一般不能轻易使用这个“杀手锏”。“记过”“留校察看”这一类的处分，又难以对他们产生任何作用。
我也曾是“坏小孩”
易立是“放牛班”的班长，班主任介绍他时，用了很多赞扬的话：人品好，有家教，有目标，不符合年龄的活动不参与。老师觉得，在“放牛班”还能坚持学习，实在是不容易。
记者面前，易立冷静、沉着，穿一件红色带风帽的体恤，胸前有卡通图案，从外表看，比班上其他同学都要幼稚。说起话来，易立总是轻描淡写，他甚至认为糟糕的班级环境成了他学习的动力。
在“放牛班”，易立这样的学生是孤独的，与同一个教室里其他人的关系十分微妙。
我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6点出门，7点20分到学校。其他同学还没有到，我先把课程表抄在黑板上，做值日，下课后打扫卫生。他们心情好的时候，也会帮我做。
我们班只有体育课和音乐课纪律最好，其他课都很糟，昨天语文课，一个同学带头唱歌，其他的起哄，一起唱了起来。老师有时候也会管，但说多了会产生矛盾。
上课的时候，老师其实就相当于给我们几个上“小课”，像家教一样，因为只有我们几个听课。我能理解，对于不想学习的同学来说，上课对于他们是受罪，如果他们感兴趣，还不如让他们去学一点技术，比如装电脑呀什么的。
初中的时候，我也不是好学生。特别贪玩，喜欢打游戏，晚上看电视。每天“备忘录”上都有“红字”。我妈经常被叫到学校去。最后成绩不好只能考职校，我报考的是地铁班，因为视力不好调配到“放牛班”，当时感觉有点意外。
从军训开始我就知道进了一个不好的班级，后来我当了班长，他们就认为我爱给老师打“小报告”，给我起外号叫“探头”。我是班长，老师问我班上的情况，我总归要说一些的呀，老师去找他们家长，家长责怪他们，他们就会把气撒在我头上。刚开始的时候，我很恐惧，他们动不动就会说我。现在，不管他们怎么说，我都不理会。我不惹人家，人家惹我的几率很小。
我跟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交流，两群人最好不要搭起来，我不想跟他们说话，因为以前他们捉弄我，他们说我除了学习什么都不懂。另外两个同学，学习比较认真，我们3个关系很好，放学会一起回家，他们也常常受欺负，我经常安慰他们。
对一些同学来说，读书没有意思，听也听不懂。我想他们主要的问题还是听不懂。他们整天玩，但我不觉得他们快乐，以后他们找不到工作，会后悔的。
我初中的老师知道我进了“放牛班”，他们都鼓励我，说一定要勇敢地坚持，在这样的环境下，你会学到别人学不到的东西。我心里也一直想：虽然别的班瞧不起我们班，但我要证明我们班也能出优秀的学生。
“放牛班”不完全调查
这是一次不记名的问卷调查，由于人数总是无法到齐，21人的班级参加调查的只有14名学生。
问题一：家庭情况？
结果：9人家庭完整，4人父母离异，1人不回答。在“放牛班”，学生家庭不完整的占一半左右，班主任介绍，纪律最差的几个学生几乎都来自“问题家庭”。
问题二：课余生活。
结果：学生课余时间的主要活动是体育运动、网络游戏和上网聊天，大多数学生喜欢的影视剧类型是搞笑片，最喜欢的书籍是时尚类和动漫游戏类，最崇拜的偶像是体育明星和影视歌星。各类新闻中，只有一人关注“升学、求职”。
问题三：恋爱、婚姻。
结果：男生中4人有女朋友，其中一人已经交过5个女友。两名女生中，其中一人有男朋友，并声称是第九个男友。男生挑选女友的标准主要是漂亮、善解人意、有共同话题。5个学生认为频繁更换男友或女友“证明他（她）有魅力”，7人选择“太随便，不好”。多数人认为婚姻可以长久。
重拾尊严
其实，10年前“三校”也曾经历辉煌，无论生源质量还是社会评价都达到了高峰。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马树超常年跟踪研究职业学校的发展，他介绍说，1990年代中期是“三校”发展的高峰时期，每年进入“三校”的人数大约要占到初中毕业生总数的60%。
当时很多学生选择“三校”与社会环境有关。马树超介绍说，进入中专学习的学生，毕业后可以实现“农转非”。另一个背景是，当时社会人群收入差距还不大，“三校”是以培养技术工人为目的的学校，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和收入还能令一部分学生满意。1990年代中期，酒店等服务业的从业人员不仅收入较高，而且社会地位也比现在要高，“三校”培养的学生受到服务行业的欢迎。那是一段供求旺盛的“蜜月期”。
1999年以后，“三校”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当年，高校开始扩招，数字逐年增加。扩招大大提高了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读大学不再是凤毛麟角的“优等生”的特权。
马树超把1999年看作“三校”发展的“拐点”。扩招以前，普通高中录取了塔尖部分的学生，中间一段学生报考“三校”，最后一段学生毕业后参加“劳动预备制”或者其他的培训，然后就业。而1999年以后，高考升学率上升，给初中毕业生带来了更大的希望。所以，普通高中招收了金字塔第一段和第二段的毕业生，第三段的学生进入了“三校”，特别是2005年以后，报考“三校”不再设置分数线，这意味着只要填报“三校”志愿，就能够被学校录取。
马树超认为，更多的学生获得进入“三校”学习的机会，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必须承认的是，“三校”生源的变化给学校管理带来了压力――尤其是取消分数线限制后。现实情况需要政府在政策和财力上扶植“三校”的发展。
在发达国家，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扶植职业教育的发展。以法国为例，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是普通高中教育的3倍。在德国，职业教育与企业联手，学生可以得到企业发放的生活费用。这些措施，大大增加了职业学校的吸引力。
马树超认为，在课程设置上，可以设计针对不同学习基础、不同兴趣爱好学生的课程，对于少数学生来说，要求他们学习太深的文化课程，反而会让他们产生厌学的情绪。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用人制度应该向“三校”生倾斜。 (《新民周刊》2006年第1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