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曾在黄继光所在部队服役的高健民，20多年来，倾个人之力先后资助过130多名学生，而这些受助的学生在毕业后，主动与他联系并表示过感谢的，还不到10％。
2003年，生长在西北革命老区的黎岳（化名），高分被东北某重点高校录取，但因拿不出路费，其父服药自杀。从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高健民当即决定帮助
高健民病退后，每月只有1200元的退休金，打针吃药和日常开支要花掉一半的费用。剩下的钱，他全部用来帮助那些素不相识的贫困在校生。在联系到黎岳后，高健民带着水果去看望她，并一再叮咛：“有什么困难，或者缺钱了，随时给我打电话。”
“她似乎不太喜欢我往她寝室打电话，她也从未主动来过电话。”2005年，黎岳读大三了，中秋节那天，高健民拖着病体，拎着几斤月饼照例前去探望。虽然他事先打过电话，但黎岳连寝室门都没出。
“接过月饼，她看都没看，随手就扔在了桌上。直到我走，她连声‘谢谢’都没说。”高健民的心里有点儿不是滋味。
现在读初二的张强（化名），接受高健民的资助已有4年。平时，高健民不仅为张强买文具和鞋，逢年过节还给他家送大米、白面和豆油。“春节时，我心里惦记着这孩子，可他从来没有打电话给我拜过年。”“拜个年也不过花他1分钟的时间啊！”
高健民坦言：“在学雷锋这条路上，越走越累，主要是精神上的疲惫。”
尽管高健民有许多遗憾和困惑，但他还是相信这个社会充满了“爱”。
“我退役回到地方，家里困难，同事们送我一些土豆，这些土豆在我心里永远是金豆子。所有帮过我的人，我都时刻记着，有什么我能做的，就鞍前马后地帮忙。”
“1968年，我在怀德县救过1个患病的少年，两年后，那个瘦弱的小伙子扛着40斤大米和黄米面，坐马车、倒火车，再换公共汽车，从农村一路辗转到长春市来看我……”高健民回忆起身边相互关爱的生动例子，百感交集。
一位教育专家认为：不能简单地说这些孩子“冷漠”和“无情”，要从更深处寻找社会、家庭和学校的原因。 （《中国青年报》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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