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6月28日夜，刚从广州体院深圳分院大专毕业的阿牛（化名），约了一帮朋友去喝酒。在深圳东门看见一个抢夺者抢走了一位孕妇的手提袋，消失在天桥下。阿牛们想都没想就去追了。那一晚，他们听到有人叫好和鼓掌，感觉很满足。随后，阿牛作出了一个选择：去广州念专升本，然后考警察。
3个月后，怀着警
“警察不抓人我们自己抓。”第二天，阿牛找到几个同学一合计，当下就有20多人随声附和，都是一拨学散打的年轻人，“学生反抢队”随即成立。当晚，反抢队就行动了，但由于缺乏组织，一连两晚一无所获。
回到学校，年轻人总结了失败的经验。他们开始有了分工，有站在高处观察动静的，有隐在暗处设伏的，加入者也越来越多达到70人。反抢队还订了规矩，每人准备一根棒子，如果看到歹徒动刀，就不必客气。
10月27日，阿牛组织了几个人上街。当晚22点左右，歹徒出手了。被抢者是个开着黑色跑车的男人，不到10秒，歹徒抢走了这个男人的手机扬长而去。被劫的男子没有呼救，而是迅速开着车离去。
反抢队员们一路追了下去，狂奔到第四个街口，阿牛最先扑倒了抢手机的人。劫匪被扑倒，旁边围观的人群情激愤冲上来对地上的那个人动手，局面开始失控。等到其余队员赶来，地上的人已经人事不省，赃物竟然不翼而飞。
一刻钟后，警车来了，带走了地上的人。
第二天，当地派出所的一位警官来到学校问为什么要对地上的人动手，并说，现在对方情况很危险。警察说，学生们的反抢热情很好，但是以后发现案情不要自己动手，要拨打110。
随后的一个月里，警方加大了对广州体院附近的治安治理，广州体院的民间反抢队歇业了。但民间反抢行动却并没停止。根据中山大学调查统计，2004年至2005年有规模、有组织的民间反抢队伍达300多支。到2005年底，它们中间的大多数遇到了“学生反抢队”同样的麻烦。广州大学公共关系学专家卢汉桥认为，“民间反抢者遭遇的麻烦，就是他们很有可能在反抢行动中，忘了自己的身份，出现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情况。”
民间反抢队伍在广州私自行动，是行使公民的自卫权，还是执法权的滥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专家李伟教授认为，民众是没有执法权的，因此此类行动可能会导致执法权的滥用。由此，需要建构一个科学犯罪防范体系，应用于本地区的警民联动中去，例如通过“社区警务模式”来达到警民合作。毕竟预防和控制犯罪，不是公安机关一家之事，还需要公众的参与。
(《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16期王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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