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友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军教片导演，他以自己在罗布泊十几年的亲身经历为素材，写成了回忆录《我拍核爆炸》，为我们再现了当年那段秘密的、曾震惊世界的历史。
抢拍核烈火
在罗布泊，我最开心的时刻就是抢拍核爆炸。最先要抢拍的是火球和烟云。核爆景象每回只有一次抢
接下来，就是追随防化侦察分队冲向爆心，进行紧张的抢拍。
每当空爆过后，特别是数百万吨大当量的爆炸过后，试验场总是要被搅得翻江倒海，房倒屋塌，一片狼藉。几十吨重的火车头被掀翻，坦克被肢解，飞机、军舰被摧毁，大炮被扯成碎片，一些装备化为灰烬，爆心下无防护的动物全部死亡，被烧成焦炭，距爆心稍远无防护的动物，也遍体鳞伤，惨不忍睹。方圆百里的场区，十个效应大队布放的武器装备乃至生活用品，一切可燃物都在起火燃烧，整个试验场区，已成为毁灭之海、死亡之海。
拍摄时，我们都需要穿着防护装备。但在核爆后的试验场上行动，如果稍不留神，还是会遭受放射性沾染的伤害。我们“四片室”的人常年活跃在核试验场上，不少人都“吃”了剂量。
真正算得上“吃”了剂量的是宋景玉。那是1975年我国第二次地下核试验。核爆的那天，宋景玉手拿的摄影机和几台已安装的固定摄影机，在零前五至三秒钟都开机运转了。随着报时员“起爆”的话音落地，北山在微微的颤抖中腾起了大面积的烟尘，越升越高，越散越大。
漂亮景象的诱惑，令宋景玉匆忙地收好机器，跳上汽车，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向北山洞口。宋景玉拍得兴起，中景、近景、特写，不同的景象被他迅速地抢拍了下来。
然而，年轻的宋景玉过于勇猛了。他竟然抢在防化兵侦查组的前边。当防化兵侦查组报告：“洞口处出现了轻微核污染泄漏”时，宋景玉才想起看看带在身上的剂量笔。可是晚了，剂量笔早就装得满满的了。连同司机也“吃”进了相同的剂量。两人马上被送进546医院，作了两天检查，让他休息一个月，之后两年没让他再沾罗布泊的边。
“空腔”历险
地下核试验中最艰苦的拍摄，是核爆炸后洞内的景观拍摄。“吃”剂量、冒高温、排险石，可谓是最凶险的三只拦路虎。
1970年10月的一天，全副武装的王大勇、陈雪云、刘建辉在许又新主任带领下，开始了第二次零后进洞拍摄。犹如一支探险小分队，他们背着摄影器材，穿着防护服，戴着安全帽，举着手电筒，缓缓地向前挺进。
斜廊道被炸得变了形，有一段只能匍匐前进。过最窄的一段时，器材要一件一件地传进去。爬着爬着，地段豁然开朗了。这时前边突然传出惊喜的喊声：“到了！到了！”大家爬进来后，都争先目睹“空腔”的尊容――原来不足3米高的小小爆室，使受了委屈的原子弹大发雷霆，一声怒吼之下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宫殿，足有几十米高。不过，对来客倒十分热情，热得进来的人个个汗如雨下。陈雪云催促说：“快拍吧！”但这个“房子”被原子弹造得太大了，两个电瓶灯同时打开，也照不亮腔顶，无奈，因考虑拍不出效果只好匆匆收兵了。
为拍好“空腔”，摄制组先后三次冒险进洞，才完成了任务。 （《我拍核爆炸》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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