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任何一个国家，货币的印制从来都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情，不会让别国来插手。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却曾请苏联帮助印制第二套人民币中三种面额最大的纸币。
近日向公众开放的外交档案揭开当年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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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印制的唯一的3元面额纸币已经绝版
周总理亲自指挥
1952年4月初，我国的第一套人民币仅流通了3年零4个月，发行新人民币的准备工作已在紧锣密鼓进行。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亲赴莫斯科，于4月6日与苏联方面谈妥了代印人民币意向。参与相关事务的人员，中方还有我驻苏大使张闻天。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了全过程。
为什么要印制新人民币？张闻天对苏财政部长兹维列夫作这样的说明：“新中国成立后，战争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已迅速消除。但是，由于解放前连续多年恶性通货膨胀遗留的影响，第一套人民币的面额较大(最大为50000元)，单位价值较低。而且，纸张质量差，券别种类繁多(共12种面额62种版别)，文字说明单一，票面破损较严重。由于中国近年来物价稳定，政府作出了改革币制的决定。苏联技术及印制条件都比我们高明，我们想请使用于卢布上的奇异技术用于我国新币上。”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请求，“老大哥”的态度是热情、积极的。
钞票面额从大变小
最初，我国政府向苏方提出的印制票面额为100元、50元、10元、5元四种，总金额40亿元；但7个月后，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电报，通知苏方改变印制方案，提出“采用不超过三元和五元的票面”。对此，兹维列夫表示，现在票面额改小，总金额反而加大到45亿，按要求时间完成很困难。
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叶季壮解释说：“我们也知道改不大好，但这是不得已。增加三元券的理由之一，是可以少印一元券；40亿改成45亿，是因为过去计划少了。”
国内为这套人民币的印制送去国徽、行长图章钢板和各民族大团结、石雕和敦煌照片等。
增印十元券; 票面不要“兵”
1954年4月12日，张大使又向苏方提出了“新印十元券20亿元，计2亿张，1956年内全部交齐”的口头请求。
对于印制计划的再次改动，当我方问是否给苏方带来了什么困难时，苏联财政部副部长兹洛比回答：“困难当然有，不过是可以克服的，算不得什么。”
后来，十元券的图案由原来的工农兵图改设计为工农图案。当时的立意很明确：战争过去了，要和平建设，要维护世界和平。
满洲里交接严加警卫
苏方代印的人民币全部如期完成。自1953年9月底起，装有成箱人民币的列车一次次从莫斯科开出，前往满洲里。货物品名被写成“技术装备”，发货者是苏联木材公司，收货方为满洲里入口公司。“全部车辆严加警卫，护送至我站台。”中苏双方的交接在满洲里火车站的列车上进行。
当首批三元券即将启运时，苏方特别提醒：“希望中方多准备诚实可靠的接受人员及警卫人员以及搬运工人。但对他们应严守秘密，不能讲出箱中所递为何物。”
为慎重起见，交货俱在白天进行，以免意外。“接运”车辆应选最好者，不能有裂缝及漏水口，车厢两端应有小平台，供警卫人员站立之用。“在中国境内运送时，切勿泄露苏联财政部或国家银行字样。”对于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经验还不足的“小兄弟”，苏方确实展现了“老大哥”的风度。
到1957年十元券全部交清，中苏双方共在满洲里交接人民币9批次。
(《新民晚报》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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