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生夸他长得帅，他不会像西方人那样，轻松耸耸肩，笑着说“Thank you”，而是害羞地低下头，低声道：“哪里，哪里。”
贝淡宁一家
2006年6月
“你是不是疯了？”
当丹尼尔・贝尔最初决定接受清华大学的聘请讲授政治学时，他的西方同行个个惊诧得目瞪口呆：“你是不是疯了？”当时，这位加拿大籍政治学教授正在香港任教。同行们都清楚，香港不仅学术环境宽松，且收入丰厚。
“我当然明白他们的担心，”丹尼尔事后说，“不受干扰的自由讨论，对研究这个行当非常重要。但我更明白，来北京对我是个很大的挑战。”
丹尼尔・贝尔并非“中国盲”。早在英国读书时，他便与来自中国的女学生宋冰组成了跨国家庭。夫人特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贝淡宁。这个音译名字的背后，蕴涵着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而哲学，恰恰是丹尼尔・贝尔的兴趣所在。“其实，包括我的中国亲戚，当时也不赞成我来北京。”贝淡宁坦率透露。可相比香港学生，北京学生曾给他留下过很深的印象。此前，他多次受邀到北京讲座，北京学生的好奇让他感到“很兴奋”，“而在香港，师生之间更多的是维持着一种客气和冷淡”。
不过，他也承认，清华大学令他神往的另一原因是，“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是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很多中国的领导人毕业于清华大学。”
就这样，贝淡宁力排众议，2004年成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特聘访问教授，次年，转为正式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主任万俊人谈起贝淡宁，“他和其他中国教授没什么区别”。据万俊人介绍，在全国重点高校哲学系中长时期正式聘请外籍教授，清华是最早的。
贝淡宁也非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事实上，在到北京之前，他已做好了“忍受政治上限制”的准备。不过这更多源自他的“新加坡经验”。
结婚之后，贝淡宁曾和夫人讨论去哪里发展事业。“我们分别来自东西方，很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兼容东西文化的地方。当时认为最佳选择无疑是新加坡或中国香港。”
贝淡宁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社群主义。上世纪80年代，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论战，是哲学研究的一次重要思潮。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来自亚洲国家的一些领导人，频频对西方式的民主和政治自由提出批评。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亚洲人“几乎毫不怀疑一个有着将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社群主义价值观的社会，要比美国的个人主义更适合他们”。这样的观点再辅之以东亚、东南亚经济的快速发展，的确曾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自然也吸引着贝淡宁。“我那时认为，新加坡是我学术研究的最佳地方。但真正到了新加坡之后，发现并非如此。”
“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书时，那里的系主任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党员。在他被替换掉之后，新主任要看我的阅读书目，并告诉我应该多讲一点社群主义，少讲一点约翰・穆勒（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当我在谈论政治上敏感的内容比如马克思的思想时，课堂上就会来一些特别的人。当我引用本国的政治来说明观点时，学生们就保持沉默。因此，我的合同期满后没再续聘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贝淡宁称，这种情况在他北京的教学生涯中从未出现过。“清华大学并没有明确指示我应该讲些什么。我提出了一个授课提纲，很快就获得了院方的许可。我给研究生开设‘当代政治哲学中的问题’和‘战争伦理’课程，学生的课堂发言很精彩，同事们也很友好。我可以和他们讨论任何事情。”
“这会不会是个陷阱呢？”
刚来中国时，贝淡宁对中国的一切事务充满好奇，但又顾虑重重。“作为一个初来乍到者，我不知道边界在哪里。”他说。
有一天，一个学生邀请他参加清华的一个沙龙，话题是民主。“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呢？我马上和几个信得过的朋友、包括我太太讨论，他们也劝我离这种活动远点。我于是拒绝了。”说到这里，贝淡宁露出释然的笑容，“后来我才知道，这只不过是学生之间正常的学术讨论，是我多虑了。”
去年，贝淡宁应邀到北京大学讲课。第一次授课结束后，有个学生用英语自我介绍，称自己是中央党校的学生，问是否可以来旁听。贝淡宁在欢迎之余，也留下一脑门子问号。在第二次授课时，他特别留心观察这个学生的面部表情，揣测他来听课的目的。“我问朋友，共产党会派间谍到我的课堂上来吗？这个学生为什么要告诉我他来自中央党校？他有什么特殊目的吗？我的朋友听后哈哈大笑。他告诉我，外校许多学生到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旁听是非常正常的事，纯粹是学术上的兴趣。他笑话我别总是疑神疑鬼。”
到中央党校开讲座
贝淡宁曾经玩笑性地探问班上那位旁听生，自己是否可以去中央党校讲课？旁听生不假思索地回答：No！但没过多久，这位旁听生便向他发出了邀请。
“我很疑惑，一个外国政治学教授真的可以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讲课吗？”贝淡宁的眼睛瞪得老大。
“Yes！”旁听生一本正经地回答，“中央党校正在修改过去的政策。只要经过副校长批准，老外现在可以到中央党校讲课。”
不过在讲什么的问题上双方一时都有点犯踌躇。还是旁听生机灵，他张口便说：“你可以讲讲怎样提高英语水平嘛。”
贝淡宁笑了。“我对此一无所知呀！你知道我从小说英语，这对中国学生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旁听生为他鼓劲：“别推辞了，你是大教授，肯定有可讲的。说定了，我明天来接你。”
无论对贝淡宁还是对中央党校来说，这都是一次陌生的体验：贝淡宁对校园和学校的历史感兴趣。他遇到几个说藏语的女孩，并吃惊地得知她们未来很可能是西藏的高级干部；而当他在学生食堂排队时，学生们看着他的表情“既好奇又可笑”。
演讲的题目当然不是贝淡宁熟悉的政治哲学，而是如何学习英语。“我讲的其实是我学习汉语的经验”。贝淡宁眼睛里闪过一丝笑容，有点像小孩子般得意。有个女孩子问他如何尽快提高英语水平？他当即告诉台下，你们可以找个说英语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我就是在认识我太太后，开始学习中文的，她给了我很多帮助。但是我不知道，向我提问的女孩子，当时她的男友其实就坐在她身边。”
有学生问，在英语学习方面，是应该听BBC还是VOA？贝淡宁回答：VOA是美国政府的宣传工具，因此听BBC可能更好些。台下很多人忍不住笑起来，“没想到，一个老外居然也会这么说话。”
据中央党校的学生回忆，那天的气氛“相当幽默”。有人顺带还提问了有关社群主义的问题。“事实上，除了校门口有警卫站岗，我们和别的学校也没什么区别。”中央党校的一位学生说，“其实我们的课堂讨论相当活跃，学生们兴趣广泛，阅读英文书籍。可能只有在贝淡宁教授的眼睛里，中央党校还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吧。或许这也是他总把来中央党校做讲座当作一件光荣的事到处讲的原因。”
事实上，彼此间的确存在着某种隔膜：当贝淡宁听说中央党校有教授阅读过他的《东方遭遇西方》一书时，他当时表现得很吃惊。
演讲结束后，还有几个女生留下来继续讨论。有个学生打趣地问他，是否应当出国找个说英语的男人以后就不再回来了。贝淡宁当即回答：“找个说英语的男人容易，然后带他一起回到中国来，就像我的情况一样。”
在场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
他正变得越来越“中国”
很多人问贝淡宁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用什么语言上课？
他说，希望是中文，但实际上，仍然主要用英文。“第一堂课，有将近100个学生来，第二次来的人不到20个，我有点沮丧。后来我听说很多人来上我的课是希望锻炼英语，发现听不懂之后，就不来了。”
随着贝淡宁汉语水平的提高，目前他的中文授课比例在加大。他也开始接受汉语提问，因为他能听懂大部分内容。但如果提问者有浓重的地方口音，或者问题很长而且和教学内容关系不紧密，他就得要求重复问题。
现在，贝淡宁还学起了古汉语。《孟子・公孙丑下》记载了齐宣王要召见孟子，孟子觉得他不敬尧舜之道，托病不见。贝淡宁读到这里，反复问学生刘文嘉，“你确定孟子真的没有生病吗？孟子没病，不是欺骗齐宣王和他的弟子吗？”刘文嘉解释说:“中国人认为善有大小之分，为了大善，可以抛弃小善。”但他认为孟子撒谎，对圣人的完整性是很有影响的。那大概与他接受康德和基督教的思想有关。
连夫人宋冰也承认，贝淡宁这两年正变得越来越“中国”。他和岳母一家住在一起，比很多传统的中国家庭相处得更融洽。有学生夸他长得帅，他不会像西方人那样，轻松耸耸肩，笑着说“Thankyou”，而是害羞地低下头，低声道：“哪里，哪里。”
在中国居住了几年后，贝淡宁回加拿大探亲，临别时母亲把他送到门口就止步了，他困惑了半天。“为什么你不送我去机场？”原来，他早已习惯了中国人在机场、车站送别的方式。只有从打冰球、不吃隔夜面包这样的生活细节上，还有西方生活方式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中国青年报》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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