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秘密录音”大发脾气
1961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正在河北省保定市调查研究。26日晚，他突然接到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的电话，要求杨尚昆务必于第二天下午赶回北京。当晚，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
27日下午5时20分，
原来，1961年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等地调查研究。某日，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完后，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泽东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
对中央领导录音的有关规定
对毛泽东的录音始于1958年11月。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准确、更完全地保存党中央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的历史文献资料。录音工作的建议是叶子龙首倡的，他觉得有责任利用现代化的记录手段，“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他曾多次向杨尚昆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汇报过这个建议。毛泽东也是认可的。毛泽东曾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明文规定。毛泽东看过这个规定，表示同意。
然而，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关照不要做记录，当时胡乔木插话，还有录音呢。毛泽东批评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停止了录音。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毛泽东外出录过音。
既然杭州会议后叶子龙再也没有派人跟随毛泽东外出录音，那么，1961年“录音事件”的录音者又是谁派的？
“录音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暴
5月2日下午，杨尚昆向刚刚返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录音事件”。8日晚，杨尚昆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20日上午，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又在一起商谈了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
6月24日下午3时半，杨尚昆召集有关人员，“交代洗掉过去的录音带问题，彭真参加”。
早在同年4月，中央书记处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时任刘少奇秘书）以警告处分。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规定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
“秘密录音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暴实际上远不止这些，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所谓‘秘密录音’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叶子龙本人也因此案被监护审查了七年之久。
拨乱反正以后，党中央重新审查了“秘密录音”一案，并为有关人员平反。(《历史学家茶座》第二辑巴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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