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学生向我发问:“为什么不说你自己是哲学家？”
1997年夏，我去比利时访问鲁汶大学，有一位该校的女同学写了篇论文《汤一介为什么不说自己是哲学家》。她把论文送给了我。她的论文发出的问题也是我常常问自己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得由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来回
我曾经也想要做一位有创造性的哲学家
我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位哲学家呢？不是的，我曾经也想要做一位哲学家，而且想做一位有创造性的哲学家。
1947年，我选择读北大哲学系，就是想做一位哲学家，能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在1946年至1948年期间，我曾写过一些文章，如《论善》、《论死》、《论生意义》等等。近日我又翻看所存的这些文章，虽深感其幼稚，但也感到自己是在独立思考一些问题。现在我重读这些诗文，深感自己再也写不出这样有真情的东西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把许多人都变得很实际，没有幻想，没有激情，不再有发自内心的爱与恨了，这难道是人们、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应有的生活？
1949年，一切都改变了，由于感受到毛主席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震人心弦的强音，我们绝大多数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很快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当时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接受的实际上是苏联的列宁斯大林的教条主义。自此，也许是心甘情愿的或半心甘情愿的抛掉了“当哲学家的梦想”，而自愿的或半自愿的做个“哲学工作者”或者叫作“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员”。确实，在1949年后，由于当时的“革命”形势的感染，像我这样的青年学生很快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当时绝不是假的，是真心的接受。1951年初，我被分配到中共北京市市委党校工作，在那里我认真地读了《毛选》四卷、《斯大林全集》、已出版的《列宁全集》和《马恩选集》的部分，我努力作笔记，讲课很认真，不仅在市委党校受到学员的欢迎，而且在市委机关讲课也受到欢迎。我的这一切只不过都是教条式的解释，我所读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的篇章字句，没有一点创造性，也可以说没有一点自己的思想。这样下去自然不会成为“哲学家”，严格地说连“哲学工作者”也算不上。
1956年，我越来越感到在党校教书，没有什么前途。于是我于1956年10月回到北京大学，想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在1957年至1964年的八年中，我写了三四十篇文章发表在报刊杂志上，也参加了当时的所谓“学术讨论会”。我写的文章大概分两类:一类是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例如我写过批判冯友兰、吴晗等先生的文章；另一类是有关中国哲学史上的历史人物的文章，这类大多是根据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批判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哲学家，给每位哲学家戴上“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帽子，定性为“进步”或“反动”。这样的研究根本算不上什么学术研究，这样的研究方法只能把自己养成学术上的懒汉，败坏“学术研究”的名声。上面说的这两类文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学术作为现实政治的工具。这简直是对“哲学”的亵渎。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最主要的是缺少“思想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这样怎么能产生真正的哲学家？哲学思想的发展往往是由“异端”突破，而开创新的局面。（《北京日报》7.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