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几次著名的经济改革，本意是为了强国富民、“与民生息”。但其后改革往往不可抑制地走向剥夺民财之路。无论是汉代的盐铁专卖，唐朝的王安石变法，还是明朝张居正重新界定田亩、廓清赋税的努力，最后无一不走向与民争利的宿命式悲剧。
这些改革有预设的前提条件，如政府是公正的，而商贩是逐利
比如，当汉初的朝廷垄断了农具铁器的供应时，农民不得不出比市场价更高的价格，得到一堆质量低劣得多甚至无法使用的农具。朝廷当然规定了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但这一价格从来只落在纸面上，而朝廷也没有办法广泛地实施有效的质量监督。但你不能指责朝廷不作为，他们仍然惩处了一些贪赃坑民的恶吏，却终于面对越来越泛滥的群体性腐败败下阵来。
从历史上看，垄断、专卖所得越多，越容易形成政府对经济集权的依赖。可以说，当垄断成为社会重要资源的主要调配手段，所谓的公平与效率均不可得。（《中国经济时报》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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